[转帖]正史与野史

山鹰

正史与野史- -
                                       



承蒙网友指出，本人确实把许多野史运用到文章中。但我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的思考又确实有赖于这个指正。于是感慨，恰如正史上魏征所言：“兼听则明”的道理。





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可以说丝毫不输于世界。甚至可以这样说，中文其实是为记录历史而创造出来的。《诗》、《书》堪称最早的著作同时也是历史文献。于是我们马上就涉及本文的主题：正史从来认定《天问》是屈原的名著，但顾颉刚先生考证，认为《天问》并非屈原所作，而是与《诗经》、《尚书》同时产生的历史文献。其最主要的论据是，早已在《国语》、《左传》中显赫了的古代史人物，如炎帝、黄帝等，《天问》中均未提及，甚至屈原所在楚祖祝融也未提及，可见《天问》应成书于《国语》、《左传》之前。这是依据正史加野史质疑正史的例子。至少证明了一点：野史并非一律不可取的。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历史记录都是从神话传说演进过来的。因此，上古史与传说始终密不可分。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分析哪些是传说与神话，那些是历史或者反映了历史的传说。在中国，上古先秦的历史纪事，传说与历史混合着，即使是后期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故事，也多半由后人研究总结出来的，《史记》之伟大也在于此。及至春秋战国，历史记录由混乱逐渐变得有序，《国语》、《左传》等历史名著，真正成为记录历史的文字。不过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地方自立为国，即使国中亦有势力与地盘，编撰历史文字同样也是“百家争鸣”的，并不区分正史还是野史，越接近真实越具有生命力。





只是到秦汉统一天下之后，只有皇家史官才具有编撰历史书籍的资格。尤其到汉武帝实施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提出“通古今之变”的要求，明确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开展了浩繁的整理历代文献的工作。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典范，后来东汉时期班固所著《汉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正史应该说在汉代确立了它的至尊地位。





相对比《史记》与《汉书》，我们不难看出，客观性或曰真实性在正史里已经开始衰落。《汉书》明显地受到儒家尊君思想束缚，正史演变成为正统史。只有朝廷，无论大朝廷如唐、宋，或小朝廷如五代十国，才能修撰史籍。再往后，忽必烈真正统一中国，并开始了持续的统一时代之后，历史就被正史强奸了。野史恰如同那时的娼妇，入了另册。但民间似乎并不满意这种情况，于是借文学形式来描述历史，可以称之为另类野史。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最家喻户晓的时代??三国。史家严格定义的三国时代只有45年，扩大后也只有90年。但在中国的哪怕穷乡僻壤，老百姓最熟悉的历史就是三国，最熟悉的人物便是诸葛亮。这并非得益于陈寿的《三国志》之类正史，而是因为罗贯中“无一事无来历”的《三国演义》。可以说，这是正史不敌野史的典型例子。





以上都是太古老的历史，考据其是非有许多难处。我们无妨这样思考，假如研究历史只凭借正史，那么研究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只需照正史宣科就算了，什么“史海钩沉”之类也都可以关门大吉，大家都去背诵教科书拉倒。说到底，所有网站的此类栏目，宗旨应该都是在探讨野史，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以求尽量接近真实。如果只就正史谈学习心得，无妨到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去表现一下。





我们找一点近代故事来说。举一个正史记载的例子：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处决。在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等中外名人的张罗下，一个比较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展开了。鲁迅为此写作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纪念他们。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大抵都读过这些祭文。正史上给我们的印象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五位青年作家，他们的唯一罪状便是“左翼作家”。





但我们似乎都没有在意，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那么，总共二十四位被害者。这除了证明反动派的残酷之外，并不能说明什么。





不过一位美国人士伊罗生（Harold Issacs）却不明白，为什么另外十九位被杀害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林彪的堂兄林毓南），却从来没有任何解释。伊罗生是宋庆龄等人的好朋友，他主办的《》杂志始终不渝地抨击中国当局，报道中共的积极反抗和不懈斗争。伊的助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稿件也基本上来自中共地下组织，伊罗生的所有打听都毫无解释。





1934年刘仁静担任伊的助手兼翻译，他们搜集并整理中共自成立以来的系统资料，其中相当多江西苏区来的资料，中共需要伊把他们的斗争情况介绍到国外去。有一天，伊罗生发现一份资料，“在模糊不清的党的核心档案中，用薄纸油印的这份材料已经破裂发黄。”读过这份资料后伊罗生感到“突然被我从不知道的真相严重一击”。原来五位作家和其他十九人于1931年1月17日夜里聚集在上海东方饭店里开会，他们要反对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夫为中共指定的领导人，并要对付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针对罗章龙的批判。与会者中有几位被指责是托陈（独秀）分子，而何孟雄等工会派正是白天退出政治局会议以示抗议的。伊罗生发现的文件证明，他们是被中共组织内部出卖的！他们的一位党内同志向租界的英国警察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英国警察按惯例移交国民党当局，然后借国民党的手，消灭新领导班子的反对派。伊罗生做梦也想不到，斯大林的党??包括在中国的支部，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消灭自己阵营中的反对派。





还是这位伊罗生，由于不肯恭维斯大林而遭受中共指责，周恩来曾对他进行过最后劝戒却谈崩了。1933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伊罗生也继续拒绝提及斯大林。于是中共停止了对《》的资助，包括断绝稿件输送在内。他开始研究中国大革命的历史。1935年6月他被迫离开中国。还在离开上海时，宋庆龄告诫他和他的妻子注意安全，并特地强调：“我不是指国民党。”“你是指共产党？”伊罗生问她。“是的，不错。”孙夫人重复说，“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不要以为宋庆龄是国民党人士，她已经在1931年夏，从德国归奔母丧路经莫斯科时，秘密加入共产党，不是中共而是更高级别的共产国际。此前1928年5月初，斯大林会见宋。1929年夏，宋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便向法租界当局指控宋庆龄家安装了秘密电台。后来这部电台转移到宋的密友路易.艾黎家里。最直接的证言也算野史，是廖承志在纪念宋庆龄逝世的文章里。有关段落如下：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到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通知，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

“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

‘嗯。’我回答。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

“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我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个人高声笑起。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她）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这段文字出于中共高级干部、宋庆龄的亲密晚辈廖承志，而且是宋已盖棺之后，应该没有“污蔑”之嫌。另有旁证：1936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发给宋庆龄的，并由宋转达陕北；1957年11月，并非中共党员的宋庆龄，却作为中共代表团正式成员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排名毛之后第一位，甚至高于邓小平。这些野史显然比正史来得真实。





我们无妨从正史里也探讨一下，1923年1月27日，《孙文??越飞声明》发表。开篇第一条即“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埃（今译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还有，孙中山坚决拒绝苏俄关于国共合并的要求，他的“联俄联共”也只是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却严禁国民党人加入中共或共产国际的。如果依据这些事实来评论，究竟是老蒋还是宋庆龄或者其他人，谁背叛了孙中山？窃以为，作为中华民国之“国母”，成为“国父”反对引进中国的外国组织的间谍，至少也是有辱“国母”之尊严与品格的。





外国的故事无妨也扯上一点。还是那位美国籍俄裔犹太人伊罗生的经历，依旧可算野史。

在观察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争论中，1927年5月，托洛茨基抨击斯大林讲话导致了中共的失败：“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一演讲的记录件，但是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于是伊罗生开始查找斯大林在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存档的共产国际简报，恰好缺少登载有斯大林讲话的这一期；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同一期《国际新闻通讯》也失踪了；到了纽约，共产党的《工人日报》提供的资料同样缺少这一期；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发现了这一期刊物，但斯大林演讲已经被人剪走了！伊罗生感到毛骨悚然，斯大林的绝对无情与对全世界的党的统一命令，已经消灭了世界上任何公共档案中对他不利的证据。这是编撰“正史”的需要。





可谓“工夫不负有心人”，伊罗生终于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马克斯.沙克曼的私人收藏里发现了这篇被斯大林命令要全部毁灭的文字。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如下：





“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乏不堪的老马。他们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们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





斯大林的坦率令人吃惊，谈论阴谋就如同老太太话家常那样轻便自如。很难说这篇对三千人的公开讲话并公开发表的文字不被老蒋听见或看见，老蒋的感受如何我们无法知道。不过，这篇讲话发表七天之后，即将被挤碎并扔掉的柠檬咬了挤它的手一口，1927年4月12日，老蒋在大多数北伐将领们全力支持下，先下手为强了。遭殃的是斯大林的中国支部，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打算挤这只柠檬。只是革命还在继续进行，并很快取得胜利，如果北伐算是革命的话。于是斯大林面临的是托洛茨基派的谴责，他命令销毁所有有关的文字，因为正史忌讳这些文字。





话题仍回到我们中国，正史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共产国际派代表张浩（林毓英）支持老毛否定张国焘的伪中央。无论张国焘还是徐向前，都描述了这个表态对老毛的胜利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甚至被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打击得一蹶不振。支部是不可能违抗总部命令的，即使张国焘不服输，他的部下也会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迫使他服输。甚至许多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也用这个事例来证明共产国际对老毛的支持。





不过这个所谓共产国际指示是伪造的，连野史也算不上的传说称，老毛和张闻天说服张浩伪造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彻底击败张国焘。





历史并非纸上谈兵，甚至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生。其实证明这个伪造也不需要什么密室策划记录之类证据，只需简单分析就可以明白。首先，张浩并非共产国际成员，甚至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不是。他只是共产国际下属的工会理事会的中国机构成员，回国的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以及王明的《八一宣言》。其次，张浩离开莫斯科的时间是1935年8月下旬，那时张、毛争夺尚未激化，而且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与中共联系许久，不可能知道中共有什么分歧，更不可能派张浩回来处理这个分歧。张浩孤身跋涉到11月20日才抵达陕北，此前他本人也不知道中共有什么内部分歧。而老毛是12月13日回到瓦窑堡才见到张浩的，但张浩以钦差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以及“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都只能是假传圣旨。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没有携带片纸只字，连国际七大决议及《八一宣言》都是读到烂熟再靠背诵来传达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是在1936年6月下旬刘长胜带来密码才恢复电讯的，即使张浩到陕北知道分歧后他也无法与国际取得任何联系。





正史中的谎言实在太多，我们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何以如此？因为“为尊者讳”的传统和“革命利益”的原则。（2002，12，20发华知文史。12。26发启蒙。）






- 作者： 文军 2005年06月2日, 星期四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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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儿飞飞

野史是民间流传的
正史是官方修订的
野史有想像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但不乏史实
正史有刻意修改、扭曲的成分在里面，但比较全面、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