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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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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忬(1507-1560)字民应,号思质,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之父。嘉靖二十年进士。授行人,迁御史,俺答大举攻扰古北口时,尽徙东岸船只,鞑靼兵至不得渡,擢右佥都御史,巡视浙闽,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旋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积怨严嵩,遂下狱,次年斩于西市。
目录
1 生平简介编辑王忬,出生于以衣冠诗书著称的太仓王氏家族。父王倬,任兵都右侍郎,以谨厚称![]() 王忬石刻像[1]
。王忬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才学通敏,为时所重,授行人,迁御史。劾罢东厂太监宋兴,有政声。继巡按湖广,二十九年,复巡按顺天,筑京师外郭(永定门城),修通州城,筑张家湾大小二堡。当年,鞑靼部首领俺答进犯古北口,以御史巡按顺天疾驰御之。三十一年,出抚山东,甫三月,以浙江倭寇告急,出任提督军务,巡抚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任用俞大猷、汤克宽等,立有战功。
未几,王忬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加兵部右侍郎,代苏辽总督,不久,进右都御史。而忬子世贞复失欢于严嵩子世蕃,值忠臣杨继盛死,世贞又经济其丧,严嵩父子大恨之。三十八年,俺答进犯潘家口长城,滦河以西,遵化、迁安、蓟州、玉田告急,以俺答进犯潘家口为名,被严嵩父子所冤杀。王忬子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二人相泣号恸,持丧而归。
穆宗即位,隆庆元年,世贞、世懋伏阙为父论冤,得以昭雪。
2 轶事遗闻编辑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载:太仓王忬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世蕃知道后强行索要,王忬便将黄彪的摹本送给严嵩。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指证说: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脚踏二瓦便可证实。严嵩大恨,便寻机将王忬害死。
3 远见卓识的王忬编辑摘自《大明朝的另类史》 作者:梅毅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
而且,王直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捍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喜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军完全歼灭。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明朝官军围追堵裁,效果不明显,而沿海走私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其中,有数艘贼船上数百倭寇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这些人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格监察沿海通倭的华人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吓唬人。明廷不深究,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认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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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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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 (1570年-1643年)明代官员、学者。字明初,号岵云,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历官中书舍人、江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在魏阉逆案中因参与纂修《三朝要典》受到一定牵连。大学士韩爌等本云:“以上三十人,俱应补入谄附定罪。”有《岵云集》、《三朝辽事实录》、《越镌》等。
本 名王在晋
字 号子明初,号岵云
所处时代明代
出生地江苏太仓
出生时间1570年
去世时间1643年
主要作品《越镌》、《历代山陵考》等
职 业官员、学者
目录
1 人物生平编辑王在晋,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 王在晋半身像[1]
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对王推崇备至。
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以“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天启五年,在晋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著有《三朝辽事实录》。撰《海防纂要》,乾隆四十四年禁毁。
2 明史文载编辑王在晋,字明初。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 王在晋石刻像[2]
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崇祯元年(1628),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
3 方志记载编辑王在晋(1570年),字明初,明代浚县人,约生活在明隆庆至清顺治(1567—1661年)年间。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历部曹、监司,擢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升河南道总督。泰昌元年(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年)署部事。是年三月,迁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不久,辞官告归。天启五年(1625年),起任南京吏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尚书。曾总理户、兵、工三部事务,加光禄大夫、太子大保。后受张庆臻改敕书罪牵连,削官归里。崇祯七年(1634年),为《浚县志》作序。《明史》第二百五十七卷载其传,明《诗综》收其诗。[3]?
4 著作编辑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三朝辽事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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