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论史]变法改革-从王安石到邓小平

刀笔小吏

    公元1069年，宋熙宁二年二月，当时年不过二十岁，血气方刚，力图奋发有为的宋神宗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二十天后，大宋朝廷设立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事，正式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因为这场千年之前的大变革，王安石被列宁盛赞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
    这场改革之前，宋朝可谓是积贫积弱，自庆历朝以后，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三百万贯以上，到了治平二年（1065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五百七十万贯的巨额。从政治体制上看，宋廷的机构重叠，大量冗官消耗着本不富强的国家财力。宋朝的军队规模庞大，军费开支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却在与辽、西夏的冲突中一败再败。宋的土地问题由来以久，由于不立田制，以致兼并严重，大官富姓占田无限，失地的农民大量逃亡。
    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改革家王安石困难重重。他力推青苗、均输、水利、免役、市易、免行、均税、保甲、保马、军器、将兵等十多部新法，腐朽不堪的大宋在新法的推动下出现了勃勃生机。有一件事例足以说明王安石的成就，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十多年后，宋朝与西夏战端再开，平夏城一战，宋军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胜，而宋方大胜凭借的，却是王安石将兵法、军器监法、保马法留下的底子。
    变法使宋朝由弱转强，王安石应是有功之臣。但为什么最后变法会遭到失败呢？当王安石青苗、市易、免役法出台的时候，遭到了除神宗之外的举国上下的反对。不但大地主大豪强们反对，连贫苦百姓也对新法咬牙切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关键的，是王安石没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二者的关系。
    王安石变法，重在强国，而忽视了富民。他立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为病入膏肓的帝国注入强心剂，用最具效率的途径提升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却对社会分配公平极少关注。比如熙宁五年推行的市易法，连一只水果的交易都要由国家监卖，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垄断，确保商人无法从中牟取不当私利，这一做法显然失尽了商人阶层的民心。老臣文彦博在辞职之前批评此法是“堂堂大国，皇皇求利，损国体而敛民怨”。国家从市易中抽取了大量利益，国库充实了，但社会矛盾反而更加尖锐。
    再如青苗法，本意是为了缓和土地兼并，防止自耕农陷入贫困，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将钱物贷款给农民，到年底连本带40%的利息一并返还。结果，那无端生出的40%重利让老百姓生活无以为继。熙宁六年七月恰逢大旱，饥荒遍地，而青苗法规定的利钱却不能不交，导致大量农民弃田集体逃亡。
    今人观之，王安石变法的兴奋点在于强国，而不是富民，他的新法的确令国家财政明显好转，扭转了多年来的赤字问题，仅青苗、免役二法带来的财政收入即达每年七百万贯。但作为一名经济改革家，他忽视了社会分配问题，新法推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导致人民痛苦。也就是这一点，后来被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揪住不放，作为新法祸国的证据。
    公元1086年，在金陵蜗居的王安石，闻知自己的新法被当权的保守派废除殆尽，在无限落寞中辞世。

    容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懂得协调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关系，控制改革的进程，关注社会公平（当然只是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公平），取得大部分阶层人士的支持，也许中国历史的进程将会被改写。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在王安石辞世的九百年后，中国土地上再度掀起了一场大改革的浪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继承了前人的勇气与智慧，在经济体制领域大刀阔斧，破旧立新，将一个刚刚经历十年动乱的满目疮夷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年间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但在经济大踏步推进的同时，大量社会问题也浮出水面。作为改革家，他与王安石一样，遭遇到了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的冲突。比较两者，我们可以找到多个异同点。
    一、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均以效率优先。王安石为了提升国家经济实力，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在他的眼里，北有辽国，西有夏国，面对虎视耽耽的敌人，打仗靠的就是财力。全国上下，无论是地主老财，还是平头百姓，都要以国家为先，牺牲小利而谋大利。
    邓小平的改革则远没有那么激进，因为当时全党还受困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他同样认为，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效率是第一位的。所谓“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当务之急是抓“贫困”之鼠，虽然那只改革之猫会撞破“公平”之类的瓶瓶缺罐罐，那都属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二、对待“富民”的问题。王与邓都以强国为已任，以兴国为第一要务。王安石没有考虑强国的同时是否还要富民的问题，他认为国强则自然民富。但事实上，正是他的改革把老百姓置于一个比改革前更加悲惨的境地，直接导致了熙宁新法的失败，王本人还在国史上留下一个不小的骂名。
    邓小平则考虑到了富民问题，但他提出的是“先富”，而不是“均富”。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对于打破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是有着正面积极的意义的。但“先富”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中以财富为界划出了两个对立的阶层，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王安石是在国与民的问题上失于公平，邓小平则是在先富与分化的问题上失于公平。
    三、都是“跛足”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根据这一论断，经济改革必须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助力，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邓小平，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缺乏建树。宋代官僚系统的庞大是史上罕有的，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机构里塞满了政府冗员，占用了巨大的政府开支。这些冗官对于变法毫无益助，其中不少人甚至成为改革的阻力。而王安石的变法根本没有触及这些人，相反，为了推行他的新法，他任用了更多的官僚来作为执行者，客观上加剧了政治体制的朽坏。因而，后世有不少学者认为，熙宁之后的宋代朝政比之从前更坏。
    反观邓小平的改革，在经济领域内敢闯禁区，邓凭借着他在党内的个人威望，力排众议，甚至在九二年以八十八岁高龄亲巡中国南方，发表讲话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在政治体制领域，他的变革步伐是谨小慎微的。首先，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要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他担心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会触碰这块禁区。这里的潜台词是：经济改革若失败可以重新再来，政治体制改革失误则要亡党亡国。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侵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其中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其他人或集团，这些因素都是推进政改的最大阻力。
    于是，和王安石一样，邓小平选择了一条腿走路，把政治问题留给政治，把经济问题留给经济，两者被割裂开来。政治体制问题是决定社会公平的根本因素，社会公平本身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王安石的时代是人治的时代，我们正向着法治国家的方向迈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只有交给法治来实现。
    四、都没有处理好官员腐败问题。官员腐败是长期附着于中国政治躯体上的一枚毒瘤。王安石本人的道德操守毫无问题，但他所任用的一批变法派官员却大都贪腐成风，如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公然放任手下在执行青苗法的过程中收受贿赂，至于后来披上变法外衣的蔡京之流，更是出了名的大奸大贪。也正是变法官员在道德上的缺失（其实腐化的是整个宋代官场，不限于变法派），最后导致一场行政技术层面的变法变成了道德层面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党对官员腐败的惩处态度是坚决的，如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即是典型。但改革开放之后，官员腐败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八九年发生于北京的政治风波，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学生要求党中央反腐败的迫切要求。十多年来，党在反腐问题上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不惜以“双规”、“双指”之类的法外之法来遏制腐败，惩办了多起大案要案，斩了不少高官，但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人民群众不满意。这是影响社会公平的结症之一。

    效率与公平，公平为先，兼顾效率，公平为本，效率为末。无论是王安石，还是邓小平，却无一例外地将效率摆在了首位。作为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家，这无损于他们的伟大人格。但回味过往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了我国改革之路的健康发展，应当转变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认识，将公平做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实现“强国”而又“富民”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用他高效率的变法举措，替大宋帝国扭转了困境，但他的良苦用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1076年，在一片争议声中，王安石被罢免。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宋哲宗赵煦即位，同年，司马光入朝拜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1093年，司马光被政敌章惇斗倒，变了味的变法改革卷土重来，史称“绍圣绍述”。至此，王安石变法被完全扭曲成走样的恶法，所谓变法也演变成了无益的党争内斗。大宋朝也在这无尽的党争中日薄于西山。
    读史鉴今，处在改革开放关键点上的中国，再也不可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莫要让千年之前的悲剧重临。

wuying52636391

从宋朝到现在，改了很多朝代了

绝世嘉人

任人不贤
得罪面太广
改革太激进
执政力不够
理论过于超前

小吏说的效率与公平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反倒并不是最关键的.

同样拿青苗法来说,这个东西已经有现代国家银行金融运作的雏形了,不是不好是大大超前了时代.
实际当工作摊派到地方时就出现了问题,首先这相当于现代银行的贷款,一项国家投资,投资就讲究回报.当官的拿了朝廷的投资得有收益吧?(至少不能给亏了吧),于是矛盾出现了 贫困灾区穷人灾民要借借不到 富人和富庶地区的不要借 当官的硬派到他们头上.
这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方面

season

    LZ指出的邓老把经济和政治割裂的问题我深表赞同。这是现在我们的改革面临诸多障碍的根本原因。
    但有一点不敢苟同。就是贫富问题。当时邓老说好了的，允许一部分人先福起来，后半句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只是后来人做到了前半句，忽略了后半句。经济改革也是同样，他说的是大胆尝试，有错就改，可后来胆子是不小了，就是知错不改。
     很多政策的出台，有其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设身处地的想想，身处那个燥热平息的混乱年代之末，邓老的种种想法做法的确是务实的。
     反观人气颇高的朱总理，高风亮节的背影实际上掩去了他政治理想主义的天真。政府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地方财政的上收和增值税的开征在增强中央财政的同时严重压制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国企改革除了造就了如今几个垄断企业外几无建树，国退民进的MBO盛宴反而成了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的最大漏洞；GDP的考核指标更是成为现如今一切恶源的开始。千年后俨然又一个王安石。。。
    真的很遗憾，有时候一个人本身的操守修为与他的施政结果并不一致
       

此贴由 season 在 2008-04-01 10:46:45 最后编辑

BOBO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

想法很好,但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设想,一个人富裕起来了,成了资本家,为了不断扩大资本,他只可能去考虑剥削别人,怎么可能去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裕?

season

靠人的自觉肯定是达不到邓公所说的状态，当然还得靠制度。我们的问题在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建立了，却没建立共同富裕的制度。还是因为决策层忽略后半句所致。至于这种忽略是技术上的疏忽还是选择性失明，就不好说了
       

此贴由 season 在 2008-04-03 16:32:39 最后编辑

风风

共同富裕？？那谁来做穷人！？
恐怕哪个都不愿意吧？！！
所谓的改革就是牺牲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去成就．．．
       

此贴由 风风 在 2008-04-15 15:11:00 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