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冈游击队的成立及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扫盲贴）

luminhua2004

　1937年10月嘉定沦陷。日军占领了县城和重要乡镇，控制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积极培植汉奸，推行"伪化"。土匪流氓、散兵游勇乘机纷纷纠集起来，组织所谓游击队；青洪帮亦大肆活动，广收门徒，扩充势力。沦陷区一片混乱，民不聊生。到1938年春，嘉定地区的土匪武装有数百股，总数万人以上。日伪和国民党都很注意这种势力，双方都积极拉拢他们，结果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小部分被日军收买，投敌"伪化"。到下半年，原挂国民党抗日招牌的又有很多逐渐投敌"伪化"，或暗中与日伪勾结，打击真正抗日的爱国武装力量。嘉定靠近上海，情况更复杂。
　　一、民众自卫队
　　1938年初，我们杨甸地区的群众也收集了不少枪支(国民党败退时散留很多武器弹药)，自发地组织起自卫武装。
　　我是医生，送我学医时祖父曾嘱咐过，出外学医，不为发财，乡里没有郎中，学成回来，也好方便地方。我回家开业后，由于行医，交往较广，各方面人物都有，特别是在外冈、望仙、方泰等重镇，上层如望仙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叶秋升、外冈流氓头目谈思源。这些家伙常向我借钱，敲我竹杠。下层的贫苦百姓请我看病，我一般不收钱，或多少不计。有买不起药的，我开张条子让他们到指定的药铺取药，记在我的账上。所以，我与各方面关系较好。平时我也主持正义，对那些仗势欺人、以权压人的行为常打抱不平，因此，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原本只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出于民族的自尊，实际上从1937年起已涉足政治了。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切齿痛恨。日军侵入嘉定，最终使我走上组织抗日武装的道路。
　　1937年底，社会秩序极度混乱，那帮地痞流氓都变成什么"司令"、"队长"了。方泰方面最复杂，土匪人数也最多，对我们杨甸威胁最大。我此时仍照常行医。这些家伙对我还算客气，甚至动员我买枪防身，其实我这时已买了10来支枪，所以顺势又高价买了支驳壳枪和几支步枪，之后还买了挺轻机枪。我的枪算"合法"了。有一次，土匪来杨甸强行缴群众的枪。由于我事先关照过，所以群众就说，有枪，是吕先生交待保管的，土匪也就走了。这样一来，群众的胆也大了，又买了些枪，就自动地组织起来，叫"民众自卫队"，有4个分队。庄凤来是第1分队长。我没挂什么名义，实际在统一领导，这是自然形成的。此时，谈思源、金谷、卫昌明等在卫家角、麻陆泾地区也组织了"七村联防"。
　　1938年清明前的一天，方泰方面来了四五个土匪，敲诈我杨甸一家普通农民。自卫队的群众立即带枪赶到，一下把他们打跑了。从此，我们与方泰土匪翻了脸，杨甸地区民众自卫队的名气也出去了。群众情绪很高，枪支越买越多，土匪更不敢来了。我们组织武装，除防匪患，出发点是打日寇，但我对怎么搞抗日游击队并不懂。这时，国民党县党部正通过叶秋升积极地与谈思源、金谷等勾结，阴谋控制杨甸的武装。一天，叶秋升对我说：要抗日必须要国府承认，现在山里(指第3战区)来了个司令，已到上海，要到沦陷区来指挥抗日游击队。我一听说有人来领导抗日，心里非常高兴，答应一同到上海去看看。我同叶秋升、谈思源到上海后，见到了名叫邓敬烈的司令。他说了一套"抗日的道理"和"计划"，还给我们看了关防。我看他不像第3战区派来的，当时就将信将疑。当晚谈思源传话说邓司令要我筹集10万元饷银，更使我怀疑，就说我不干了。叶秋升忙劝我不要生气，不办就不办。实际上，邓敬烈是曾在嘉定当过警察巡长的一个流氓。国民党把他捧出来冒充第3战区派来的人，目的是扩充实力。这些当然对我保密，我年轻没经验也不能识破他们的阴谋。
　　我回家后没几天，谈思源带来了邓给我的委任状，委我为第1中队长，"七村联防"的卫昌明为第2中队长，唐生为第4中队长(第3中队长忘了)。谈说他被委为第1大队长，金谷为副大队长。就这样，1938年5月我们被编进了邓敬烈的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支队。几天后，邓派人从我处搞走了20多支步枪、1挺机枪和1支驳壳枪。他用这些武器作资本拉起了队伍，兵员多是国民党散兵。秋天，就成立了300多人的特务营，营长张龙云。
　　1938年7、8月间，方泰土匪毛林生部借故要来洗劫杨甸。我动员各村日夜防守。土匪终未敢来。为保卫杨甸消除匪患，群众一致要求干脆把这股土匪干掉。我也同意打，但考虑虽人多武器多，毕竟没有打过仗，不能单独去打，就要求邓敬烈出兵。我们是在一个夜晚共同行动的。邓敬烈的特务营停在方泰东南一两公里处，作为后备队。我们这支群众武装担任主攻．由于事前已作了侦察，地形和敌情都很熟悉，拂晓时我们突袭毛林生的老巢，一下就把毛林生等11个匪首一起抓到了。他的匪部驻前村，听到枪响，全吓跑了。这次战斗中，首先冲进毛宅的钱阿大、朱友生等人大部分是庄风来第1分队的人。生平第一仗就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大家非常高兴。我们押着俘虏回来，半道上遇到邓敬烈。他令我把11个匪首全部交给他处理。我以为邓会将毛处决。结果，邓敬烈勾结谈思源同毛林生谈判，得到十几挺机枪、80余支步枪、几千元钞票后，就把他们放了。
　　几天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我们的处境从此将更加困难。这次事件使我彻底认识了这帮家伙，对国民党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听说共产党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真正爱国的，我决心找到共产党，找到新四军。群众也纷纷要求组织脱产的抗日武装队伍。我觉得只有这条路才有前途，但经费无着是大问题，以前搞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就没有这个困难。于是，我表面上不露声色，以杨甸群众与方泰匪部已完全对立、今后再动员群众参战非常困难为由，向邓敬烈提出了组织部队的要求。邓为了拉住我这股力量，同意由他供给经费，我们自己组织武装部队。
　　二、党领导的外冈游击队
　　当时我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是外冈区公所的陆铁华。他是一位进步人士。我俩是挚友，曾多次密谈设法寻找共产党新四军的事。毛林生事件后，我的心情更加迫切，又一次与他深谈，记得是在外冈北边钱大昕的墓边。陆铁华答应了我的要求，后来，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1938年8月我开始组织脱产武装，开始只有一个班，都是当地青年农民。部队是在杨甸角庙里成立的。不久，大约是8月底，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了邱生凡。我在外冈陆铁华家里见到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记得他穿一件蓝士林布的长衫，在那儿简单谈了一会，中午就到了我家里，以后他就住在我家。当时我把群众组织和骨干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让他们一一见了面，又将嘉定地区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把邓敬烈、谈思源、金谷、叶秋升一伙人向他作了介绍和分析。我说，对这些家伙只有打倒，别无他望，表面上我与他们关系很好，那是因为无力对付他们，我对这些人已看透了，只有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把他们打倒。他已从陆铁华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因此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起，谈话机会很多。他向我讲了许多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以前我从没听到过，许多名词都不知道，听他一讲，茅塞顿开，觉得这些道理很对，共产党确实了不起。我找共产党这条路对了，更坚定了搞抗日武装、跟共产党走的决心。邱生凡来后，以第1中队文书的公开身分开展党的工作。从此，外冈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过了一个多月，邱生凡带我到上海，把工作情况向上海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并接受党的指示，决定扩大部队，于是动员上海一批失业工人及杨祖彤、苏白等一些知识分子，陆续来到杨甸。年底以前部队已扩大为80余人。杨祖彤、苏白等人在部队里开展宣传教育。部队的情绪很高，与其他部队比，我们就有些突出了，引起了邓敬烈、谈思源的注意和怀疑。此时我们确实正在积极进行反邓反谈的准备。双方表面上关系还好，实际上已趋于紧张。
　　这年年底，我部队驻在钱门塘附近，突然见一架日寇的通讯飞机，大约因机件故障，正向离我驻地一两公里路的地方降落。我部江祖培带队迅速前往，把敌机烧毁了。估计敌人会来报复，部队迅速转移到蓬阆地区(昆山东部)。次日天刚亮，我部还是被昆山、太仓、嘉定3路敌人包围了。我处于被动地位，又是第一次同日寇作战，毫无经验，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这次损失后，我们的警惕性提高了，经向上海党组织汇报，又继续从上海动员失业工人扩充部队。由于积极地开展工作，部队逐渐巩固。
　　1939年初，我向邱生凡提出要求入党。他同我谈了几次话。此时，青浦县工委书记顾德欢曾来外冈与邱谈工作。春节前，为我的入党问题他来外冈，没直接找我。他走后，邱生凡即找我谈话。我热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入党愿望，邱就要我填表。春节后，我将填好的入党志愿书交给了邱生凡。他告诉我，我入党要经过上海党组织审查批准。
　　4月初，我们部队转移到方泰东南、黄渡西北的八字桥附近，下午就伏击了曰寇的一艘汽艇，打了一次胜仗。当晚，谈思源、金谷突然对我说，鬼子要来大"扫荡"了，嘉定到外冈已架上了军用电话，情况很严重，要我立即把部队化整为零，应付"扫荡"，并要我同去上海避一避。我没同意。他们走后数天，不见敌人来。我和邱生凡研究，估计此中定有情况。于是部队交邱负责。4月10日晚我到了上海，先找到国泰无线电公司的赵尧君。我们很熟悉。他是外冈人，在上海消息很灵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邓敬烈、谈思源等人这几天正同日军司令部谈判投降的问题，邓将当"和平军第3师师长"。这一下我心中全明白了。第二天我佯装不知，与谈思源、金谷见面后，他们说正要找我商量大事，然后对我讲："邓敬烈去做汉奸了，你怎么办?"我说："你们知道我吕炳奎是不会做汉奸的。我也不回去了。只要邓司令给我一些钱，我在上海开业行医。部队也不管了，你们去管吧。"见我是这个态度，他们似乎放心了。徐继辉拿出了投敌的决议案。我一看，上面签名的有邓敬烈、谈思源、陆麟勋、徐继辉，还有两个我不认识。我还了解到他们同日军谈判的经过和具体部署。他们准备将部队的大部分人员交日军点编。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当晚作好准备，次日晨坐轮船绕道赶回外冈，找到部队，立即向邱生凡等人详细汇报了情况。于是我们一面对部队作动员，一面对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邓敬烈、谈思源的投敌活动，发动群众展开反邓反谈运动。一时间，外冈、望仙等镇上贴了许多大标语。我们还派苏白到上海向《大美晚报》发了新闻。
　　4月12日上午，邓、谈等人不见我去碰头，就有些怀疑，打电话到旅社找，才知我已"逃跑"。很快，外冈等处贴出揭露他们投敌的标语一事也传到上海。就这样，邓敬烈等人阴谋投敌的勾当彻底破了产。
　　同邓敬烈、谈思源公开分裂后，部队情绪十分高涨，把周围的小股土匪、伪自卫队等等基本扫清，把卫家角的"七村联防"也统编为外冈游击队。我们枪决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秦汾的叔叔、大汉奸秦慰才和望仙桥的汉奸等。群众拍手称快。此后，我们集中力量做邓敬烈特务营(即张龙云部)的工作，主要采取直接谈判的方式。邱生凡、杨祖彤和我参加了谈判，希望张龙云同我们合作共同抗日。我们指出邓敬烈已成汉奸，你应该反对，可他一直态度暧昧，所以，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搞了邓敬烈的警卫队和指挥部。邓敬烈对张龙云并不完全信任，警卫队则被看作是他真正的资本。他藏了一批好武器，没给张部使用。警卫队主要保护指挥部。指挥部只有军需主任(邓的小舅子)和副官主任等人。这两人负责埋藏并保管着那批武器、弹药。我们利用警卫队长张志文对邓敬烈的不满，了解到警卫队的秘密驻地。我亲自带领1个班和侦察员，缴了警卫队的枪，抓住了军需主任和副官主任，将邓敬烈的武器弹药全部起了出来，共装了3大船。获得了这么大的战果，部队战士非常兴奋，使张龙云极端恼火。这时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估计他不会同我们合作了，决定通过内线里应外合来解决张部。
　　张部特务营早有我们一批同志打人，共产党员胡省三还担任了班长。张部与我驻地只隔两三公里。他常来我部，战士亦不阻拦。一天，我们找胡省三来，一同研究如何解决特务营，邱生凡、杨祖彤、苏白都参加了，约定了进攻时间、胡负责布置步哨等事。议定后正在对表时，突然张龙云闯入房间。他一见胡在，马上退出。我跟出接待，想应付过去。邱、苏判定计划已暴露，只好将张扣了起来，并指示胡省三速回部队，我部即来进攻。不料忙乱之中，张的卫士溜脱。我们赶到时，张部早已转移。追到蓬阆南的大通桥西时，张部来了两个副营长，与张等人同我们谈判。张表示同意一起抗日，同意我部派杨祖彤去其部做政治工作。但是，没过几天，张去上海治病。张部趁杨不在时，最终还是把部队拉走了，胡省三等同志也被杀害。张部到昆山与青浦交界处吴淞江以南地区，与项国荣匪部会合了。
　　张部走后，嘉定西部、昆山东部、太仓南部这一地区主要在我们控制下，形势很好。4月间，中共江苏省委又派李森、沈进先后来我部。5月，建立了中共嘉定支部，李森为书记、邱生凡与沈进为支委。我们又派人到上海动员失业工人扩大部队。群众皆称我游击队为"外冈部队"。
　　三、与"江抗"会师前后的抗日斗争
　　1939年6月，因为谈思源在上海表示愿意抗日，反对邓敬烈，上海党组织作出争取谈思源抗日的决定。谈回嘉定后为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支队长，金谷为副支队长，季我为第1大队长。对于上海地下党的决定，我向李森、邱生凡等同志谈了个人意见。我说谈思源这些坏蛋我早摸透了，他是地道的流氓，这样搞非常危险。
　　我们公开反邓以后，邓敬烈就积极地扩充嘉定东北乡的第2支队朱维仁部和昆山、青浦之间的项国荣、张龙云部，谈思源回嘉定正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的一个阴谋。我对谈是很警惕的。
　　6月20日前后，我们杨甸的群众武装把方泰的伪镇长、伪自卫队长、罪大恶极的喇叭小根抓到了。次日下午，谈令我立即释放。我接受了毛林生事件的教训，决心不违背群众的意志。这天下大雨。傍晚金谷突然来部队。我担心会出问题。午夜时，等金睡熟，我叫醒江祖培和几个战士，将喇叭小根拉出去枪毙了。事后，谈思源非常恼火，但也无法，同我的仇恨更加深一层。
　　6月30日，我部驻在外冈与望仙之间的长泾村。次日凌晨3点来钟，谈思源与其警卫员李阿锡、杨启明突然从外冈赶来，说邓敬烈率部已奔外冈要来进攻了。我立即下令准备战斗，刚将部队集合拉出，望仙、外冈方面已开火了。这次袭击，邓敬烈亲自指挥顽军千余人，分两路进攻，西路由张龙云率部从望仙攻来，东路由朱维仁部从外冈攻来。我部300多人处于敌众我寡的劣势，只好组织分散突围，被迫撤退。干部战士牺牲20多人，伤20多人，被俘、失散数十人，损失惨重，到南丘家宅集中时只剩百余人。这次，邓敬烈来得如此之快，而且其部到外冈时，唐生被打死，谈思源等3人却平安无事，我心中一直怀疑。撤退时谈等人与我一道。但7月2日下午，他跑到上海去了。
　　6月下旬，何克希、吴焜率领"江抗"3路进到太仓，30日已到嘉定。我们到外冈朱家桥没有联系上。7月1日我部遭突袭，如果联络工作做得好，先与"江抗"会师，决不会在长泾之战中吃亏。当晚，"江抗"3路正由南插过嘉定到了青浦，我部即派李森赶往联络。7月3日，李回队说，何克希、吴焜要我部到青浦会合。我部80余人从方泰北面出发，7月6日转移到青浦观音堂地区与"江抗"主力会合，在此整训约半月。外冈游击队缺少军事干部。"江抗"3路派连长黄兴国担任中队长。青浦派来蒋敏担任指导员。
　　7月20曰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早晨8点多钟，得知叶飞同志从常熟打电报给我，大意是叶部当晚从东唐市出发，明晨到达嘉定钱门、望仙一带，要我指定宿营地点。我估计邓敬烈活动在外冈朱家桥一带，就复电要他到钱门塘北面某村宿营。之后，我赶到顾德欢办公处。他代表党组织同我谈了话，正式宣布上级批准我入党。我内心说不出的喜悦，表示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工作到底。午饭后，我和李森带了5个战士从青浦出发，连夜渡吴淞江，过安亭，次日清晨回到了杨甸庄凤来家，由李森先去与叶飞联系。再说叶飞、乔信民分别化名叶琛、汪明，上午10点左右率领"江抗"一部到达钱门塘某村，打的是国民党第62师旗号。此时邓敬烈部恰驻该村，一看来了国军，即大献殷勤，让出河西，将部队移到河东，下午又带了他的支队长、参谋长、秘书和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等十六七人来拜访叶司令。午后三四点钟，我去叶飞司令部．李森在门外等我，说："不要进去，邓敬烈正与叶司令谈话。"我先是一怔，听李森一说前情，我高兴地说："这是送上门来了!"于是先到特务连。等了一会，我恐丢失良机，就写了一张条让人转交叶司令。叶知我已到，马上来看望，顾不得招呼，一进门就问我怎么办。我说："立即下手。"他应了声好，即下令特务连行动。连长吴立夏带侦察员随即冲进会客室，把邓等一伙抓了起来。邓大喊："别误会……"等我一走进门，方知道上当，已自投罗网。我们一面要邓交出当晚口令，一面将部队分成两路。我和李森等分头给南北部队带路，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即将邓敬烈千余人的部队解决了，缴获步枪700余支、机枪40多挺，装了满满两大船。只有张龙云因刚从上海回来，看情况不妙，带着十几个人，仗着地形熟悉，突围逃脱。后来邓敬烈企图逃跑，被抓回枪毙了。
　　邓部被我消灭后，叶飞率"江抗"一部到达青浦。我外冈游击队仍回嘉定活动。7月底奉"江抗"指挥部命令我部改编为"江抗"3路第3支队，我任支队长。8月初，叶、何、吴率主力到达嘉定娄塘。然后叶飞与吴焜率部经太仓回苏常太。我把保存的重机枪、高射机枪和大量步枪、弹药都上交给"江抗"。何克希和"江抗"3路徐绪奎参谋长率一部留在嘉定。9月底前我们一直跟随何、徐部并肩战斗。
　　邓部被我歼灭后，日伪大受震惊，时刻窥我动向。8月某日晚，我们从杨甸出发，经娄塘，再由嘉定城北插过，到达南双庙八字桥西驻营，已是次日上午。午后1点多钟突然听到枪声，发现敌人已到村口，我部队未及进人阵地，敌人机枪已响。第3支队驻地李家宅正处敌火力圈内。在副连长任增、指导员蒋敏、政训主任邱生凡指挥下，战士们沉着应战，把已经冲到村口的日军一步步压退村外。部队立即发起追击，直到望见嘉定城墙，战斗情绪高涨极了。不出两小时，日增援部队从罗店赶来，我部即向娄塘转移。此次战斗敌死伤20多人，我部牺牲第3排排长黄锡恩等6名战士。八字桥战斗大捷的消息迅速在嘉定、上海传开，影响很大。
　　8月下旬，盘踞在宝山、嘉定交界地区的顽军邓仪认为我部欲去常熟，就迫不及待地率部向望仙进犯。天黑之后，邓部正在望仙镇里喝酒唱戏，一片乱哄哄。我部犹如神兵天降。我带第3支队自西转南从南边包抄，占领镇上两座桥。徐绪奎、包厚昌率部分东西两路插进街道，霎时，枪声大作，打得邓仪部落花流水，抱头鼠窜。我们俘虏了200余人，缴枪200多支。天色微明，邓仪率残部向沙冈桥逃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影响，使嘉定人民受到很大鼓舞．两个多月中，我外冈抗日武装部队成为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已有三四百人，还有大量精良武器。地方民运工作也很有生气，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发展的形势。9月下旬，何克希召集李森、邱牛凡和我在我家天井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共嘉定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李森，我和邱生凡是工委委员。
　　四、"江抗"西撤后嘉定的武装斗争
　　1939年9月底，叶飞从江阴来急电，说日军调集第3个师团兵力，将对京(宁)沪线进行大"扫荡"，要"江抗"3路和我们3支队几天之内全部西撤。我们县工委研究，认为嘉定的抗日斗争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决定沈进、史雨生等暂留下坚持，并照料一批伤病员，李森、邱生凡等随部队一起走。原定我也走，由于为部队筹款而没有随行。部队一走，群众情绪受到影响。顽军邓仪部也偷偷侵入我边区的方泰东南面，因上次吃了亏，故未敢长驱直人，改为步步为营。我派人将钱送往常熟"江抗"指挥部，决定自己留下，并与朱友生同朱正高、庄凤来等骨干开会，商量对策，会后分头动员了三四百人，把埋藏的枪支弹药挖出，全部武装起来，乘天黑插到邓部驻地西边的几个村庄，大模大样地做饭吃。邓部被惊动了，以为第3支队和"江抗"主力又回来了，吓得未敢妄动。拂晓前，我率领这支部队从方泰镇上开过去，直到丘家宅，然后撤回。当地群众纷纷传说过了千把人的"江抗"部队。天一亮，邓部急忙转移到宝山县，再也不敢来了。我们地区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局面也稳定下来。这次行动，我受到了表扬。
　　这时我连续两次派人到"江抗"指挥部向叶飞、何克希报告情况，要求邱生凡、李森带第3支队迅速回嘉定，结果李森、邱生凡等一些同志回来了，部队没有回来。县工委仍照常工作。我们决定重新建立武装。10月底，一批伤病员恢复健康，其中有黄兴国、杨巩等，上海党又派来一些干部，我们还到上海扩军招兵，新的第3支队又建立起来。但人员很不稳定，新兵来了又走了，问题出在黄兴国身上。此人是混进"江抗"的兵痞。他拉进一些坏蛋。我们开除了黄的党籍。以后他逃跑了。后来，上海派来一位姓陆的原红军营级干部。部队由他负责，从此逐渐巩固，200多人，但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差，只有几个班排长是老兵。11月间，重建部队的同时，我们又建立了区公所，我担任了区长。
　　1939年12月，日伪军与张龙云、谈思源等部联合"围剿"我外冈新建的抗日武装。日军占领外冈，张龙云占领钱门塘一带，谈思源在望仙桥附近，企图将我外冈部队一网打尽。12月14日，他们分几路围攻我部。张龙云袭击钱门、娄塘、望仙。李森等被俘。12月15日拂晓，谈思源部与日伪军联合进攻。我部在嘉定与太仓交界处被敌人打散。12月16日拂晓，张龙云部与日寇在外冈西北发生误会。双方开火。我们误以为日军对张部进攻，准备组织群众集中武装，待日军撤走后就去袭击张龙云部。12月16日晚，我们在鸡鸣塘陈银银家开了数十人的干部会，决定作战计划，准备第二天行动。但是，12月17日拂晓，敌伪顽"三位一体"，已分成好几路把我们地区重重包围，分进合击，全面侵入我中心区。我们突围跑出。我和朱友生等化了装，9点多钟从安亭车站上车，当天到上海后，邱生凡、杨祖彤等突围的同志也陆续到沪。
　　我们向上海党领导作了汇报，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上海党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党的文件。1940年1月，上海党决定我们到青浦顾德欢处，整休恢复再回嘉定工作。但嘉定已被伪顽部队占据，群众的枪也被缴光，部队也所剩无几。我们没有力量再回嘉定，又回到上海。2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找我谈活，要我到常熟新"江抗"司令部。3月，顾复生部队突围转移到常熟。5月。"江抗"部队进行整编，将青浦、昆山、嘉定撤到苏常太的武装整编为"江抗"东路第3支队。
　

　　吕炳奎
　(原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1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