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祭----弱冠系虏请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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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国远征军。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
　　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
　　排成机械的阵势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
　　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
　　可是接近未来
　　给我们失望和希望
　　给我们死
　　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须摧毁
　　
　　1942年2月，24岁的诗人穆旦写出题为《出发》的诗后，便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的号召，放弃西南联大助教职位，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与穆旦一样，1944年近10万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
　　早在1941年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3月入缅对日作战开始，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远征军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第一次入缅作战，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6万多人。失利后的中国远征军大部分退回云南，1943年4月重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后称滇西远征军，一部撤至印度，在蓝姆迦训练营受训并整编，称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先后发起缅北、滇西反攻，歼灭日军4.8万余人。1945年1月27日，两军在畹町会师，3月凯旋回国。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30万人，伤亡10多万人，中国远征军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悲壮的一笔。今年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此前《我的团长我的团》、《滇西1944》、《中国远征军》等影视剧的热播，引起了大众对远征军老兵及这段历史的关注。
　　早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官方就肯定了包括远征军在内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去年9月，中国政府迎回远征军遗骸时，19名战死沙场的远征军老兵落葬于腾冲国殇墓园。此后，官方多次肯定了远征军在抗战中的贡献。今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在云南腾冲举行的第十届两岸关系研讨会招待晚宴致辞时指出，中国远征军10多万血肉之躯在这里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里的一草一木仍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不绝的民族精神、民族血性和民族品格。
　　如今再去追寻远征军的历史时，他们所忍受的创伤仍超乎想象。丹麦女作家伊撒克·狄尼森曾说：“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讲成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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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松山：除了 尸体还是尸体
驼峰运输的大部分是由美军空运完成的。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美军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驼峰航线，死亡航线

　　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或人为的缘故，与当年远征军相关的各种档案资料要么被销毁，要么分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缅甸、英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些偏僻角落。幸亏，还有一些仍旧活在这世上的“远征军”，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能将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再度展现出来。

　　周炳，1920年生，籍贯湖南长沙，和清华大学退休教授何兆武同一届毕业于西南联大，1944年考入中国航空公司驾驶员培训班。当时驼峰航线急需飞行员，经过10周的培训，政治系毕业的周炳就成了一名驼峰航线的飞行员。后来他担任运输机副驾驶员，在驼峰航线运输空中物资110多个来回，累计飞行1100个小时。

　　据周炳回忆，驼峰航线不仅不具备飞行条件且缺少必要导航，甚至连飞行资料也少得可怜，政府没有云贵高原航测图，能找到的只有英国人帮清政府绘制的驿站传邮地图，像圣旨似的“皇舆”。他记得，晴天飞过飞机常失事的几条峡谷上空，可以看见一路散落的飞机残骸铝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铝谷”，他见到过一架飞机，迫降在横断山脉的一个山头上，就像一架模型飞机停在一个大土堆上一样，一点没有损坏。飞近了看得见它的机号，还看得见舱门打开了一点，驾驶舱里没有人。在这样的高原密林，气候恶劣，毒虫猛兽经常出没，就是迫降或跳伞成功，生还的可能性也很小。

　　在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的近四年时间里，援助中国的物资有81％就是在这挑战人类航空运输极限的“死亡航线”上完成的。周炳说，仅中航公司就飞了80000架次，运进物资50089吨，运出20472吨物资及33477名战斗人员到印度蓝姆迦军事基地补给中国驻印军。中航公司还只是运输了较小的一部分，驼峰运输的大部分是由美军空运完成的。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美军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现为云南中国远征军联谊会会长的杨毓骧，68年前就是从昆明乘机飞驼峰航线前往蓝姆迦加入了中国驻印军。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发表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讲话,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编组远征军。杨毓骧和他国立西南中山中学的60多名同学,与诗人穆旦一样，响应号召投笔从戎。他回忆当时情景，“这年我18岁，刚刚符合参军年龄。而且政府重视学生军，待遇比普通士兵高，还承诺参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后可以继续上学，我就去报名参军了。那时光是西南联大就有800多人从军，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和西南联大教务长张奚若的侄子。”

　　参军不久，杨毓骧即被送往印度蓝姆迦。他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天空上还繁星点点，他们身穿灰色棉军衣来到昆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整装待发。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是第一次坐飞机，机舱里没有座位，当C－47运输机喘着粗气飞起来后，所有人都想站到窗边再看一眼沉睡的家乡。3个多小时过后，飞机飞过缅甸的茫茫林海，进入印度的阿萨姆邦，最后降落在汀江机场。把身上穿去的衣裤鞋袜全部烧掉，冲澡消毒后，这些中国青年学生换上了崭新的美军或英军装备。到蓝姆迦后，杨毓骧没有被编入一线作战部队, 他被编入驻印军总部暂汽一团，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和进行辎重兵规程训练。杨毓骧所在的暂汽一团1000多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均为高中生。

　　当时10万中国驻印军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亲自训练，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部队。从1942年的7月到1943年的1月，驻印军经过6个月的埋头苦练，反攻缅甸的时机成熟，孙立人和他的新38师成为缅甸反攻的先锋。

　　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犍为县的钟志伦，就是新38师112团2营4连2排的2班班长。1943年秋，钟志伦到舞雩场赶集，被抓壮丁当了兵。到成都后，他被编入30师90团，由于集训时机枪射击水平高人一等，接着他又被送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到蓝姆迦后，钟志伦被编入新1军新38师。由于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塾，加之射击技术不错，他被任命为班长。

　　钟志伦回忆，在蓝姆迦训练结束后，部队就从印度开赴缅甸，到了密支那就参加了对日作战，他参战的地点有密支那、南坎、新维……打仗大多在森林里进行，地上枪林弹雨，天上飞机乱轰，半边天都被战火染红。密支那战役是钟志伦第一次上战场，他看见敌人逼近，连甩5颗手榴弹，炸死不少日本鬼子。对方甩过来一颗手榴弹还没爆炸，钟志伦冒死捡起来又向他们甩过去，又炸死一片鬼子。虽打死很多日本鬼子，可战友也牺牲了不少。钟志伦班上有位刘姓战友，安徽人，外号叫“灰面老壳”。攻打南坎时，日军一颗炮弹打过来，“灰面老壳”听见炮弹声就连忙躲到一棵大树下，结果那颗炮弹顺着树落下来炸死了他。那一仗打下来，2班15个人只剩下3个——钟志伦、刘光辉和卢国备。敌人攻过来后，他们靠装死躲过一劫。后来他们返回部队，在途中还干掉了两个日本哨兵。攻打新维，钟志伦所在部队打前锋。冲锋时，他的小腿部先被炮弹划伤3处，左右大腿后又被子弹打中3处。直到年逾九旬，他的腿上还留有3处深深的枪伤和1处弹片伤痕。

　　松山战役：日军在亚洲战场首次被全歼

　　当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反攻缅甸时，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也结束了为时两年的怒江对峙局面，开始了从云南重返缅甸的滇西大反攻。滇西大反攻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为惨烈的殊死血战之一，其中松山战役和腾冲战役尤甚，堪称“焦土抗战”。

　　松山战役是日军在二战亚洲战场上的第一场被全军歼灭的战役， 也是中国军队第一场成功的攻坚战。1944年5月，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后，在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松山投入2万多兵力，攻打3个月，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

　　当年主攻松山主峰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崔继圣，曾向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大代价。他们荣三团1600多人，打下主峰下山时，仅剩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先发法币5000元，若拿下主峰，再发5000元。敢死队员都把钱背在背上，流着泪，场面极为悲壮。当敢死队冲上子高地后，由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和崔继圣率领的美国兵重机枪掩护队也冲上了子高地。崔继圣和美国兵都是第一次上最前线，到达大炸坑，他们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四周密密麻麻地堆放着双方官兵的尸体，有的互相扭打成一团，你抱着我的头，我卡着你的脖子，你抓着我的大腿，有的甚至还在蠕动呻吟，被死者的污血浸透的土壤发出阵阵腥臭和硝烟味，仿佛在哭泣和燃烧。

　　戈叔亚告诉早报记者，当年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洪绍坤曾回忆，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汽车还没有到腊勐，臭味就扑鼻而来。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走一路哭一路，因为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是保持着临死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人头、手脚、大腿。除了尸臭味，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有些官兵在尸体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战友和还活着的人，更多的人坐在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大垭口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既不辨认遗体，也不清点人数和登记胸章。有时，尸体堆里发出呻吟或者蠕动，他们就停下来，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继续干活。

    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西南运输署的一位司机回忆，战后经过松山，在惠通桥附近就必须戴上口罩，否则松山的尸臭非把人熏死不可。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害怕听到山上传来的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的，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毛骨悚然。特别是滚龙坡，声音最大，仿佛就是对着你的耳朵吼叫。当年日本人在滚龙坡建的阵地就分布在公路两旁，他经过时，阵地上到处都是烂碉堡、烂坦克、烂枪炮和各种弹壳、钢盔、军衣。

    亲历了滇缅大撤退、败走野人山的穆旦，于1945年9月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中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阵亡将士安葬何方

卡夫卡说：“坟墓是温暖的睡袋，而生活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战场上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比“寒冷的冬夜”更让人痛苦，而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军人，也需要找到像“温暖的睡袋”般的坟墓。

    戈叔亚介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滇缅作战牺牲了6万人，遗体多被草草处理或遗弃；第二次滇缅作战牺牲了4万人，其墓地主要集中在史迪威公路沿线。公路零起点至五六十公里处的印度段有七八处墓地，印度东部加尔克汉德邦蓝伽也有一处，缅甸境内当年有不下15处墓地，分布于密支那、八莫、西保、南坎等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以及60年代由于收归国有运动，缅甸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墓地和纪念碑全被夷为平地了。

    孙春龙和云南福德公司董事长高飞等人先后到仰光、西保、曼德勒、八莫、密支那等地考察远征军墓地。他们发现，仅存的只在八莫有一块残碑，上面刻有“三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孙春龙说，当地老百姓盖房子时，经常会挖到远征军的遗骸，看到头骨、子弹都扔了。在缅甸果敢的一块鸦片地里，戈叔亚发现过一块幸存的远征军纪念碑，大理石底座上刻有阵亡将士姓名。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每年清明会派人去同古为远征军扫墓，在同古立有的远征军纪念碑，也一度仅存基座，1997年由华侨重修，是缅甸第一座重建的远征军纪念碑。

    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按原样修复的。这座1945年落成的国内现存唯一一座远征军墓地，埋葬的是1944年反攻时收复腾冲的20集团军将士的遗骨。68年前的腾冲收复战极为惨烈，历经42天的“焦土之战”，直到城内日军被全部歼灭。光复时这座历史名城变成了一片瓦砾，直到1958年腾冲抗战遗址上还寸草不生。

    “国殇”是最隆重、最高级别的祭奠，可就是这样一座寄托着全体国民的敬意和哀思的墓园，却也在此后的历史中破毁不堪。据滇西抗战史学者李正介绍，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殇墓园一度被封，先后成为部队的卫生所、林管所、学校。

“文革”时期，国殇墓园彻底被毁，忠烈祠两侧墙体内刻有9618名阵亡将士所在部队番号和题名的碑石等被拿去垫厕所、当小便池、铺路；小团坡上的墓碑全部被砸，阵亡将士的骨灰随墓碑被翻出；蒋介石题、李根源书的“碧血千秋”石刻也不复存在。现在国殇墓园里唯一的真迹，是祠堂正门上悬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而这块匾额能够得以保存，是因当时守墓的老人将其拿回家当作床板用。如今每一块墓碑下面埋葬的也都不是碑文上所写的人，因为这些墓碑全都是后来重新刻制的。

    松山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也在松山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戈叔亚告诉早报记者，松山主峰下曾有过一块国军103师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但上世纪60年代，这个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英烈姓名的墓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被人无数次地踩过之后，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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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远征军：从民间 到政府的共同趋势
遗骸归葬 10万将士只接回19人

　　去年在腾冲的远征军遗骸归葬活动，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把流落在海外的二战中国军人遗骸接回来安葬。“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我们这次接回来的遗骸只有19具，仅占我们在缅甸战役中牺牲的超过10万将士的0.19%。”戈叔亚说。

　　松山战役更因为电视剧《滇西1944》的热播而广为人知。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介绍说，这部电视剧播出后，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被旅游观光者频频造访，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启发了当地政府，松山战场所在的龙陵县打算将当年的松山战场建成一个抗日战争遗址公园。他们找到清华大学的规划组，对方建议先做一次“抗战历史资源普查”。2009年年底，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包括戈叔亚、余戈和王选等人在内的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他们通过勘测战场、走访见证人、寻找史料、征集文物等方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在普查队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松山战役的一些细节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然而更多的细节却因为各种因素被完全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对阵亡将士的记录

　　对于这场战役的正式记录，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这场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士兵的信息罕见记载，战争亲历者留下的资料也微乎其微。

　　“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余戈对此耿耿于怀，让他感叹不已的是，日本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十几个日本老兵，回国后都接受过媒体的访谈，发表过回忆录、战记和日记。他写《1944：松山战役笔记》，许多鲜活的细节就摘自于这些日本老兵的回忆录，这让他非常痛苦：一个战胜国的军人研究这段历史，竟然严重地依赖于战败国军人的回忆！

　　与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糊涂账（姓名、职位、籍贯等）相比，美国和日本则想方设法调查清楚死难者的详细情形，并设法将死者的遗骨带回本土安葬。余戈告诉早报记者，1944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重挫，战后日本方面曾绘制了详细的滇西地区遗骨分布图：拉孟（松山）阵地1250人，红木树附近100人，龙陵周边2937人，腾冲城及周边1800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200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100人，芒市及上街附近878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400人，保山附近约200人……合计约8265人。而这只是日军将士阵亡后“弃尸”的情况，并非其阵亡的全部数字。因为日军除了在松山、腾冲两地因“全员玉碎”而无法收尸，在其他各地的战斗都收殓带走了部分尸骨。

　　余戈说，日军对阵亡者的处理遵循着一套完整的制度。日军除非遭到惨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绝不抛尸弃骨。战争时期日军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歌，即是《怀抱战友的遗骨》。到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挂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前行。

　　日本政府厚生省在1974年便制定出“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1975年，第一次“收骨团”赴缅，共收集遗骨10717具。1976年，第二次“收骨团”赴缅，共收集遗骨12589具。

　　余戈在滇西采访期间，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他告诉早报记者，日本人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就寻找一切机会将他们先辈的遗物或遗骨从中国带回日本。1974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昆明，即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希望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1979年，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作为“灵沙”分给阵亡者家属。到1980年代，日本人终于可以来到松山，上山之后他们诉说祷告，哭天叫地。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就是当年从松山战场奉命逃出去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他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

　　墓地与纪念碑的设立

　　与日本人络绎不绝地来祭奠亡灵不同，有些中国人只是在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弹坑、地堡和掩体中穿行并拍照留念，这座曾被血肉浸染、埋有七千英烈忠骨的松山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处景点。

　　对此，戈叔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也甚为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

　　在缅甸，英军和日军的墓地都保留得很好。多次前往缅甸考察远征军墓地的戈叔亚告诉早报记者，英军在缅甸有三处二战墓地，最大的是“缅甸仰光Satthwadaw英军墓地”，位于缅甸仰光北郊一个叫Taukkyan（华侨叫“涛建”）的地方，气势恢宏，面积巨大，有花卉、喷泉、修葺整齐的草坪，有专人管理，纪念碑耸立在墓地的中央，周边是6374座墓穴，石墙上镌刻着2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按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详细记录有每一位确认死者的单位、阶级、死亡时间、民族、死者家人，其中相当部分是印度、非洲、缅甸籍军人。

　　而日本人的墓地也很奢华，各种各样的纪念碑上刻着每一个阵亡军人的名字，甚至每个人的家乡、所属部队都记载完备。余戈介绍说，从1975年开始，日本人就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昔日的各个战场修建起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如果原址上已盖有酒楼或居民房，日本人也都重金买下作为祭祀之所，甚至还为在缅甸和滇西战死的800匹军马也立了纪念碑。在缅甸著名的佛教圣地自敢山，风光最佳处有一座由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型鎏金佛塔，白色佛塔基座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以这座塔为中心，四面都有日本人修建的各种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牌。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日本人在僧人带领下来这里进行祭祀活动。

　　2011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军区《西南军事文学》主编裘山山提出了关于搜寻远征军抗战烈士遗骸的议案。裘山山认为，有些事情也不是光靠钱就能做到的，还是应该由政府来支持，这也是国家对烈士们的尊重。她建议，一是要尽快寻找分散在各处的烈士遗骸；二是要集中安葬他们，为他们树纪念碑；三是应参照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派专门机构管理、维护仰光墓地的形式，成立专门的海外烈士墓地管理机构，对远征军缅甸墓地旧址、印度现有墓地进行重新整修、管理维护。

　　对于海外墓地，2011年以前中国公开文件中罕有提及。2011年8月1日起施行的新《烈士褒扬条例》首次出现了有关境外烈士墓的规定：对于境外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不过，此次国家军人海外墓地保护暂未涉及远征军。去年9月，戈叔亚和孙春龙等人联合在缅华侨进行的远征军遗骸归葬活动之所以能获得突破，离不开近年来民间力量的蓬勃发展。从戈叔亚、晏伟权等民间学者对于远征军将士墓地的调查，到章东磐、晏欢等人发掘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再到李明晖、孙春龙等人发起的“老兵回家”活动，在各种合力作用之下，关注远征军，成为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共同趋势。

　　戈叔亚说，对于寻找远征军墓地和挖掘遗骸，所有在缅甸生活的华侨都有一定的思想顾虑，这是对他们生存环境的顾虑。只有通过正规途径，向缅甸政府申请，才能有进一步的突破。

　　去年9月14日，驻缅英军前指挥官弗朗西斯·费斯汀的儿子安德鲁·费斯汀受邀出席了在腾冲举行的远征军遗骸归葬仪式，他说，“这是一次非常感人的举动，与英国的烈士墓地举行的活动很相似。”

　　“尽管这是战争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次把流落在海外的二战中国军人遗骸接回来安葬，意义非常重大。”戈叔亚在肯定进步的同时提醒说，“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我们这次接回来的遗骸只有19具，仅占我们在缅甸战役中牺牲的超过10万将士的0.19%，远远低于日本人。日本人在缅甸寻找接回的阵亡日军遗骨达到23306具，占阵亡19万日军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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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至今，官方纪念始终未断
近些年，当民间志愿者探访这些远征军老兵时，许多人仍对过往历史顾虑重重，志愿者要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开口谈起当年的抗日经历。更让人感慨的是，远征军的一些子女，也是因为志愿者的来访，才第一次知道父辈参加过那些惨烈的战争。这些记忆在代际之间不是传递，而是被故意隔离甚至掩盖。

　　老兵晚景凄凉

　　年逾九旬的远征军老兵郑子煊至今忘不了1945年8月在广州参加日军投降仪式时的情景。他走在队伍最前头，胸挂红绶带，昂首进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国军来啦！”可这些曾经的荣誉和光环，在此后的岁月却成为耻辱的记忆，身份认同成为困扰老人一生的心理负担。

　　一个历史中的细节常被老人提及。1936年入伍的郑子煊，在孙立人担任团长时即追随他，老人曾在缅甸于班战役中被弹片击中，被飞机送回后方医院休养了半年。而这些经历在“文革”中成为罪状，造反派说他是“国民党伪军官”，理由是：“一个普通士兵凭啥坐飞机？”

　　70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数十万将士绝大多数已离开了人世，而那些至今仍活在这人世间的风烛残年的老兵，却仍在为军人荣誉和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努力挣扎。

　　贵州籍腾冲远征军老兵李华生，1925年生人，1936年入伍，参加过广西昆仑关战役，日军子弹从他右脸下巴打进去又从左边穿出来；参加过第一次入缅作战，还没有跟日军交上火就赶上了中国军队的大溃退，败走野人山好几个月才回到腾冲；参加过腾冲收复战，骑着战马第一个冲破了敌军的炸弹防线。腾冲战役结束后，李华生留在了当地。可就是这样一位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抗战老兵，晚年因为儿子不孝，年近九旬还孤身一人住到山上路旁破烂不堪的土房子里，风雨飘摇好几年，直到2010年在关爱老兵志愿者的安排下才住进敬老院。

　　戈叔亚告诉早报记者，和李华生一样，幸存的远征军老兵全都年事已高，大多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中的不少人没有收入、没有存款、没有抚恤金、没有伤残金、没有医疗保障，甚至有些人还没有子女。他们很多人贫病交加，晚景凄凉，只有一部分可以在民政部门领到少量救助款，以残疾、五保户或老年人的名分，而不是以老兵的身份。

　　幸运与倒霉

　　变化的迹象已经出现。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9月，湖南资兴市93岁的远征军老兵郑子煊领到了一张3000元的存折，他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可就是舍不得用。因为这张存折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央财政拨出专款，向全国12.3万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在湖南资兴市，和郑子煊一样获得这笔补助金的国军抗战老兵总共有10位。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何前贡说，“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这些老兵都是国军抗战幸存老兵中的幸运儿。2010年8月26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通知》，大多数地方民政部门由于思维惯性，只负责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发放。而在资兴，在统战部、民政局和关爱老兵民间志愿者的合力下，国军抗战老兵也被纳入了补助金发放范围。

　　抗战史作家方军曾在日本采访过本多立太郎、东史郎、盐谷保芳、小林宽澄等22名侵华日军老兵，采访中方军被问得最多的，就是中国抗战老兵的待遇问题：“他们光荣吗？他们是否有类似日本国的‘恩给’？他们有病怎么办？他们的住房怎么样？他们的子女是否尊重他们？社会公众是否尊重他们？……”这些侵华日军老兵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的抗战老兵应该有光荣感。因为，他们保卫的是自己的家园、家乡和妇孺乡亲。我们日本兵是到别人的家园去掠夺！我们没有自豪感。”

　　去年年底去世的钟志伦，腿上留有多处深深的枪伤弹痕，却一直没能获得抗日名分。1945年3月，驻印军班师回国。不久日本投降，钟志伦所在的部队也就解散了。他凭借着部队给的通行证，独自一人经自贡、犍为走回老家，重新开始耕种劳作的农民生活。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钟志伦不仅不敢再提自己远征抗日的历史，甚至在1949年后把名字也改成了“钟元发”，而退伍时发的那张唯一能证明他曾为远征军人的通行证更是东掖西藏，以致最后忘记了藏在何处。

　　去年春节期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志愿者去看望这位93岁高龄的老兵。极为贫困，又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的唯一愿望仍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自己作为一名抗日远征军的应有名分，不过直到去世他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方军至今仍记得张润进老人那枚还没有焐热就得而复失的纪念章。2005年8月15日，政府向所有在世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1937年就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广州市财政局离休干部张润进领到了这枚纪念章。可第二天，相关单位找到他，索回了纪念章。事后方军了解到，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抗战期间一直在国民政府军的张润进，必须在当时就是少将以上军衔，才可以领取这枚纪念章。

　　而去年年初去世的毕业于四川大学的驻印军老兵黄绍甫，更是方军眼中“最倒霉的远征军老兵”。黄绍甫出生于1926年，父亲是川军名将李家钰派驻南京的军事代表，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944年，他响应“―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奔赴蓝姆迦加入新一军。1946年，不愿打内战的黄绍甫回到成都，之后进入四川大学政治系读书。解放后，黄绍甫成为18军文工团的一名首席小提琴师，可从此即为“历史问题”所纠缠。195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定为“反革命”、“极右分子”，被关押21年直至1979年才平反。1983年“严打”期间，他又被误判入狱13年。直到1996年，前后被关押34年的黄绍甫才终于告别牢狱生活，可此时他已年逾七旬，妻离子散。一无所有的黄绍甫此后贩过蔬菜，帮朋友开过小餐馆，在宽带安装公司当过翻译，八十几岁时还骑着单车在成都市区穿梭，以教小提琴谋生。  

　　官方有了明确表态

　　谈起官方对远征军抗战历史的态度变化，“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如数家珍。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云南省腾冲县政府邀请9位留住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回国观光，但活动基本上只安排在云南境内，老兵以华侨身份回国，没有接受采访。两年后，政府第一次主办的关于远征军的学术活动“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腾冲召开，当时全国各地的抗战史研究学者都参加了，也有留缅老兵应邀参加。2005年，留缅老兵代表杨伯方和刘权应邀到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帮助留缅老兵领回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但国内仅有少数国军抗战老兵得到这枚纪念章。

　　孙春龙告诉早报记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与远征军相关的活动都比较沉寂，直到去年，在民间力量推动和云南省统战部的支持下，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和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发起并组织实施了“忠魂归国”公益活动。9月13日，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首度迎回埋骨异乡的国军将士遗骸，19具在缅甸寻获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遗骸，火化后由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新一军军旗的骨灰罐盛载，在口岸边防武警的军礼中，归葬云南腾冲国殇墓园。而今年官方更是有了明确表态，今年4月3日，缅华各界代表相聚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纪念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70周年座谈会，中国驻缅甸大使李军华发表讲话说，要尽快为中国远征军建造纪念丰碑。

　　而从去年9月至今，官方对远征军的肯定和纪念始终未断。

　　今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出席在云南腾冲举行的第十届两岸关系研讨会招待晚宴致辞时指出，60多年前的一个初夏，中国远征军10多万血肉之躯在这里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最终中国远征军以牺牲近万人的代价，全歼日本守军，夺回了这座被日寇盘踞的古城。今天的腾冲，战争的痕迹已经看不见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仍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不绝的民族精神、民族血性和民族品格。作为后来人，我们须臾不能忘记历史和先人留给我们的启迪。

　　今年7月9日，“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黄埔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黄埔校友及亲属、台湾退役将领、中国远征军老战士及亲属、有关专家学者等200多人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于次日报道了此次论坛。

　　今年9月14日腾冲光复68周年纪念日，两岸在腾冲国殇墓园举行“追荐中国远征军抗战阵亡将士”公益活动，万人公祭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佛教界、道教界分别用最庄严的仪式向英勇牺牲在中缅战场的远征军将士英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哀思。

　　在当天的公益活动上，前来参加公祭活动的退役上将、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说，腾冲一战很重要，远征军不仅仅是抵御日寇入侵，同时也是支援东南亚国家抗战形势好转的有利举措。公益活动总顾问、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说，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腾冲，就是为了追思和缅怀远征军的丰功伟绩。

　　两天后，“2012首届滇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研讨会”在昆明开幕。王毅再次表示，60多年前中国远征军将士在这里与日寇展开的殊死较量，气壮山河，可歌可泣，至今被两岸同胞铭记和缅怀，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共同历史记忆。海峡两岸共同缅怀中华儿女的浴血抗战，说明了一个道理：两岸不管彼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在民族大义面前，同胞都应超越分歧，齐心合力，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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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们年岁已高，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1980年代中期，一些历史认识误区渐被厘清，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的贡献在官方层面开始得到承认，民间言论相对变得自由，像戈叔亚这样的一批民间人士，开始了他们对于滇缅抗战的研究。

　　民间的行动

　　关于这场战争的各种档案资料不多，1946年写出《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的学者方国瑜，曾在1983年撰文介绍：“这方面的抗日战争资料，或毁于日机轰炸，或埋于窖中受潮腐烂，或被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迁走时销毁，或被国民党反动派迁往台湾。”

　　幸存的史料、史迹，又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大量销毁。但这些民间研究者并不因此却步，而是自己出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朋友私下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同学会采访国民党老兵，查阅大量的旧报刊和外文资料，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联系，对所获资料和采访记录进行整理核对，然后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到滇西、缅甸和印度等地实地考察战场，力图从各个角度重现滇缅抗战的历史。

　　随着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及两岸的互动，远征军老兵群体逐渐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进入公众视野。互联网兴起之后，网络更是成为一些有心人士搜集老兵信息、发动援助老兵行动的有力平台。在诸多老兵网站中，以实际资助为主的网站主要是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和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两个论坛聚集了全国各地关爱老兵的民间志愿者，他们寻访老兵，在生活和精神上帮助老兵，拍照采访为老兵做“口述历史”，还老兵以最后的尊严。

　　2004年，北京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白领韦志华创建了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创建的头四年，论坛主要关注云南地区的远征军老兵，志愿者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帮助老兵，5年间他们共捐助了100多位滇西抗战老兵。2009年1月，范玲从韦志华手中接过第二任坛主一职，此后论坛将资助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目前已覆盖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河南、浙江、重庆、新疆、安徽、山东、缅甸、南洋等10多个区域。范玲介绍说，论坛近两年发展很快，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远征军影视剧的热播，这段历史慢慢为人知晓，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他们寻访老兵的队伍中。目前论坛已为1000多位老兵建立起档案，对其中四五百位贫困者进行了“一对一”认捐。

　　关爱抗战老兵网也是一个致力于寻找和资助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抗战老兵的公益网站，2009年6月由网名为“深圳胖哥”的李明晖创建。2005年7月，李明晖在深圳街头偶遇正在乞讨的远征军预二师老兵廖云端，自此开始为老兵呼吁、捐款，几年间他个人为老兵捐助了80多万元。李明晖告诉早报记者，关爱抗战老兵网现在全国建有18个分站，已有注册志愿者4万多人，他们既资助生活困难的老兵，也通过口述采访记录老兵的抗战历史，现在寻访到了1000多位老兵，资助了500多位，一共发放了200多万元款项。

　　李明晖说，他们这些民间组织关注的抗战老兵不分党派，只要参加过抗日战争，都是他们关注资助的对象，但在论坛的实际运作中，资助的对象仍是以国军抗战老兵为主，因为穷困的基本上都是国军老兵。他们的援助活动也与统战部、民政部、黄埔军校同学会等机构合作，比如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就与保山市统战部签有协议，他们从统战部获得老兵名单信息，由统战部代发老兵救助款。范玲说，在这些官方机构看来，志愿者的捐赠非常重要，有些事情这些机构也很想做，但缺乏政策依据。

　　除了经济资助，志愿者也为老兵制作纪念章、纪念牌和荣誉证书。李明晖说：“老兵们总是把它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一遍遍向人们讲述。他们觉得这是一份荣誉，是对他们那段历史的认可。”2010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筹集了3万多元做了999枚“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章”。忆起给老兵赠送纪念章的场景，范玲感慨良多，“他们一看是金灿灿的纪念章，盒子上写着‘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就觉得这是官方的认可，而我们也不会去解释它的来源。有的老人拿了纪念章后真是含笑而去，觉得此生无憾。有的老兵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纪念章。”

　　老兵的离去与追认

　　今天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荣誉和尊严对于垂暮之年的老兵的强大慰藉意义。范玲告诉早报记者，浙江天台有一位老兵，因曾为国军士兵，村里人都不爱搭理他。收到志愿者赠送的纪念章后，老兵整天戴在胸前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后来别针坏掉了，老人竟急得病倒在床，不言不语。家人都以为老人不行了，想着让他走得体面点，就想办法将纪念章又给他戴在了胸前，没想到老人家居然一下子就好起来了。而在2005年，黄绍甫甚至自己花钱做了枚勋章戴在胸前，上面写有“远征军印缅作战留念、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黄绍甫一共做了500枚，成都远征军幸存老兵几乎人手一枚，都自己掏钱购买。

　　范玲说，走近这些老人，耐心地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就是对他们的尊重。可由于曾经很长时间对自己的抗战经历只能三缄其口，老兵们早已将遗忘这段历史内化成一种生活惯性，加之年事已高，他们如今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一堆错杂重叠的断片残影。

　　所以《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余戈说，现在给抗战老兵做口述史早已错过了时机，现在的采访仅仅是一种安慰。2004年他为了写《1944：松山战役笔记》，做好了采访至少100名中国老兵的准备。因为当年在松山坚持到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军人有1万多。可最后他成功采访到的中国老兵不到5个，因为在世的老兵寥寥无几，而且大多再也无法完整、清晰地将大脑中被压抑数十年的记忆复述出来。与此截然对照的是松山战役幸存的十几个日本老兵接受NHK电视台的采访时，个个精神矍铄，记忆力极好。

　　方军认为，对于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来讲，给他们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最为重要。“很多老兵，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国家的承认。不是给他十块钱百块钱他就高兴了，给他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章，就是承认他为国家作过战。一个老兵的境遇，首先影响到上下三代人，第二影响到一个村一个县，第三影响到战争再次爆发时军人的勇气。”

　　孙春龙也认为，对于老兵来说，他们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因为经济上已经很难对他们做出彻底改变了，而精神层面的满足更多应是来自于国家的追认。至于民间组织与官方机构在对待远征军历史与幸存者的问题上如何调和，孙春龙高度肯定政府的主导角色，他认为，中国驻缅甸大使提出要为远征军建造纪念丰碑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是官方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正视和追认。“对于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来说，承接这样一些社会服务只是对政府的一种补充，更多的工作还是要依靠政府来完成，这是公益组织的社会定位问题。”

　　记者出身的孙春龙此前是《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他发起策划了“老兵回家”公益活动。2008年10月19日，在他的倡议下，民间力量与媒体联动，将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接回了湖南常德。此后在他和一群热心志愿者的努力下，有30多位流落异乡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终于“像英雄一样”重回故土。

　　“要回家的，不仅仅是那些幸存的老兵，还有那数不清的、飘荡在异域的亡灵，以及这段用中国军人的生命铸就的历史。”去年6月，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孙春龙辞去职务，筹备组建了主要致力于“老兵回家”、“遗骸回家”和“历史回家”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远征军身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来帮助更多的老兵。老兵们年岁已高，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他说。

　　“和时间赛跑”是志愿者们最深刻的感受，他们都说，“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仅据关爱抗战老兵网记录，自2012年1月至9月24日即有103位抗战老兵离世。时间正无情地将老兵慢慢收走，关爱老兵的志愿行动越来越紧迫，和孙春龙一样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公益事业中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

　　方军告诉早报记者，目前中国境内幸存的远征军老兵还有300多位，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缅甸境内大概还有30位。方军说，“1942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年，当时20岁的人现在也都90岁了。等到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你说还能有多少老兵在世？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部伟大的巨著，那我们现在翻开的就是最后一页。”  

　　戈叔亚说，随着关爱老兵的人越来越多，如今老兵们的生活境况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他们还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承认，再不承认就非常有可能永远失去机会。“老兵每天都可能死去，活着的老兵要善待，死去的要正名，死在国外的要尽可能接回。这不仅仅是还远征军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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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错失口述 历史的最佳时机”
【人物简介】

　　戈叔亚，1952年生，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滇缅抗战史，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到的战场。写作、翻译出版了《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飞越驼峰》、《寻找驼峰坠机记》等多部著作，并在海内外媒体发表多篇反映中缅印战区历史的著述。

戈叔亚的人生与远征军的前世今生难解难分，他用20多年的艰辛努力，逐渐拨开这一段历史的迷雾，如今作为滇缅抗战史专家，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政府特聘的“二战历史顾问”，他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二战滇缅战史的重要研究者，他的博客几乎是网友了解这段历史最为详实的综合信息来源。

　　戈叔亚与远征军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1983年他到中缅边境、滇缅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腾冲县出差，去了当时还是县党校场所的“国殇墓园”，看到被破坏的无数阵亡将士的墓碑，受到很大刺激。当时一名老工匠告诉戈叔亚，这些墓碑是在“文革”期间被砸坏的，政府已经出面准备重新修复。老工匠还告诉戈叔亚，作为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的松山，当时的战斗更加残酷悲壮。但当戈叔亚刨根问底时，老工匠欲言又止，这给戈叔亚心中“留下了许多迷雾”。戈叔亚此前在腾冲县当过6年兵，退伍后又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4年书，但他竟从来没有听说过曾发生在这里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史。

　　老工匠的话语和态度激发起戈叔亚内心的探索力量，他试图去了解、追溯甚至重建这段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因为这故事背后牵涉到太多的创痛与悲情。可他几乎找不到资料，只好通过朋友私下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同学会采访国民党老兵，查阅大量的旧报刊和外文资料，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联系，对所获资料和采访记录进行整理核对，然后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到滇西、缅甸和印度等地实地考察战场。

　　毫无疑问，这条重建历史记忆的道路异常艰辛，除了历史资料的散失与被销毁之外，研究工作也几番受到阻挠，他至少3次被迫失去工作。

　　但那段悲壮而牵缠的过去，像无法消退的暗影纠缠着戈叔亚的生活与灵魂。他怀抱着一种孔子所言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士心态，以一种史家精神和新闻记者的敏锐，去发掘被湮没的过去。但作为 “一名不折不扣的‘田野调查学者’或‘民间学者’”，戈叔亚还得设法在这个功利化的世界存活下去。追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时期，戈叔亚显得特别凝重：“由于当时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婚姻大事就一直没落实下来。家里人刚开始常催，到后来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外部世界令戈叔亚焦虑甚至恐惧。直到2005年，53岁的戈叔亚的生活出现了转折，他才结婚。

　　20多年来，戈叔亚的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的战场，除了发掘滇缅抗战历史，戈叔亚还做了许多与滇缅抗战有关的事情。他弄清楚了缅甸境内所有远征军烈士墓地，致力于将飘零异国的亡灵接回家，也寻找遗留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帮助他们重返故土。他不断在媒体上发表相关文章，参与制作一些电视纪录片，复原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推动着远征军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现在的远征军热，戈叔亚说，这其实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反弹，是一种迟到的补偿，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段历史处于“沉默”状态，一旦打开了这个口子，人们就会加倍地关注这段历史。戈叔亚认为反思历史非常重要，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他的来龙去脉，才能重建“脉络中的自我”，生命才会丰盛，人生才会完整，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考量之下，他很为远征军的境况感到不平。

　　通过对远征军历史的艰难重建，以及对幸存者的艰辛援助，戈叔亚跳出了主导我们很多人的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而将历史评价的指针调到了对个体生命的理解与尊重之上：“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悲哀；要记住那些取得了胜利的英雄，也要记住那些打了败仗就这样死去的士兵，他们也是我们的英雄。”   

　　海内外远征军研究的

　　历史与现况

　　东方早报：目前中国大陆关于远征军研究的现状如何？有什么特点？

　　戈叔亚：关于远征军的历史，主要是民间在研究，也有一些是体制内的人以民间方式来研究。特点是各自为政，云南的研究主要是以回忆和战场实地考察为主。我们的资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和日本，大陆的很少，中国台湾的也不多。这跟大陆周边环境的变化有关，我们是先跟美、日两国建交，后跟中国台湾改善关系的。现在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弄清这段历史大致的来龙去脉，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比如像余戈那样以松山为专题做系统研究的不多，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也不多。我们的研究，有时还和现实问题牵连在一起，比如找老兵、帮助老兵、找遗骨和寻访驼峰坠机等。

　　东方早报：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大陆自身的资料呢？

　　戈叔亚：大陆的资料主要是中央和各级政府政协部门汇编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汇编以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为主。关于滇缅抗战，其中最有名的是杜聿明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和宋希濂写的《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两文均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10月），这几篇是比较详细和权威的。

　　杜聿明在监狱所写的，有些还不是那么真实，比如把一些作战失败的事情推到蒋介石等人身上。他文章中有些关键的叙述决定了之后整个中国大陆研究远征军的观点和方法。比如他说英国人怎么坏怎么胆小，就导致了现在大陆的研究者都骂英国人，甚至有人说英国人和日本人勾结，叫日本人去打中国人。这种观点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杜聿明那篇文章的立场很大一部分源于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倾向。现在我们回头再看，他把自己的罪责说得少一些，把自己判断的失误都推到了别人头上。

　　我是从1983年开始研究远征军的，当时国内找不到资料，我就到国外去要，到黄埔同学会找国民党老人谈，到实地去考察。

　　东方早报：台湾关于远征军的研究情况是怎样的？

　　戈叔亚：台湾“国防部”有一个史政编译局专门负责写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者更早时期，他们组织了对抗战全史的编撰和对老兵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和记录。当时的局长叫邱仲越，是位中将，恰好过去曾是中国远征军的连长。他们的口述历史非常严格，工作做得很好。后来民进党上台，基本就没人搞这段历史了。现在估计只有一些远征军后人关注这段历史，也不多。

　　东方早报：有人说，台湾对这段历史也是冷处理？

　　戈叔亚：不能这么说，国民党一点都没有冷藏这段历史，它的正史早就把这些书写下来了，只是它现在不像大陆这样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也有很多民间人士关怀老兵。他们是很平常的状态，这个历史对于他们是正常的历史，没有被打压过，就不需要被同情，也不会有反弹。我们现在的远征军热实际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反弹。

　　东方早报：英、美对于中缅印战区史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

　　戈叔亚：跟台湾地区差不多。美国早就把这段历史出了好几本大部头的巨著，比如1953年至1959年美国陆军部历史学家查尔斯·F.罗马纳斯和赖利·森德兰编撰的3卷本《中缅印战区史》。还有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史迪威回忆录》、《陈纳德回忆录》等等。美国的部队甚至团、营、连都有战史，一种是官方的战史，一种是军人自己出，比如某某营的几个人凑起来就搞一本自己的战史。写飞虎队的书就更多，飞虎队不算美军正规部队，美军看不起他们，他们就不高兴，就要自己写。在美国，飞虎队和陈纳德的历史和中国对远征军的情况差不多，过去不重视，现在是一种反弹，特别重视。再说陈纳德和飞虎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具有英国中世纪侠义绿林好汉罗宾汉的色彩，对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具有诱惑力。

　　东方早报：日本呢？

　　戈叔亚：日本的情况和它们差不多，也有不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了《公刊战史》，其中跟远征军有关的严格说来就是三本半。日本官方出了这套战史丛书后，就没有去搞这段历史了。学术界也出了一些书，比如《日本战史》，像教科书一样极其精确，又极其简略。还有一些老兵后来变成学者，他们出过一些书，也是比较权威的。再就是老兵自己出回忆录，日本老兵写的回忆录比美国人写的还多一点，比如松山战役，我所知道的日本人写的回忆录就有三四本。上世纪70年代是他们关注太平洋战争的高潮，有很多相关的电影和书籍。日本还有老兵协会，每个老兵协会都有自己的活动和出版物，每个团都出有书，由一些水平高的人写前言，综述每一次战役，然后是老兵回忆，不管老兵写得好不好，通通汇编。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书很细，特别有价值。随着日本老兵的消逝，现在日本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心

　　抗战老兵

　　东方早报：对于中国人来说，开展远征军研究主要有哪些主客观条件限制？

　　戈叔亚：首先，史料不足，有些基本的数字都是众说纷纭。再就是到缅甸和印度实地考察有困难。比如2002年我去缅甸，华侨胆小不敢带我们去。比如我们去野人山，大概在周围转了七八次都进不去，有时候能往里面走二三十公里、五十公里，就是成绩了。作战的地方是不准外国人去的，去了也不准拍照，我们不知道被扣了多少次，扣了之后求爷爷告奶奶背地里塞点钱。现在缅甸人堵中国人已经变成收钱的一个渠道了，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不准你拍，你拍了就扣着你。

　　到印度就更不行了，彻底不准你去。比如蓝姆迦，现在是印度军队的军事基地。我去过，所有旅行社不接待、不准去，你自己去，人家很有可能说你是间谍把你给扣住。还有阿萨姆邦的许多地方比如汀江机场和边疆地区，这些地方都不准外国人去。

　　东方早报：请谈谈你研究远征军的初衷。走进这段历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通过对远征军的研究，你觉得能为我们解决什么现实问题？

　　戈叔亚：我是云南人，六七十年代在腾冲呆过，但不知道这段历史。我上大学时喜欢研读抗战史，但不知道远征军滇缅抗战这段历史。1983年大学毕业，我出差到腾冲，去了“国殇墓园”，感到很震惊，觉得这段历史被埋没了。那时我认为，既然没有人研究这段历史，那么我就来研究。其实这很正常。过去我们仅仅强调共产党的抗战而忽略国民党的抗战，这是非常片面的。这也导致了许多人遭受打击，抗战的经历不被承认。打倒“四人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全面历史地看待问题。我希望通过我和其他很多人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承认和记住这段历史。

    东方早报：你这些年来一直关注远征军，除了研究之外，还致力于哪些方面的工作？你觉得在哪些方面还有较大遗憾？

    戈叔亚：我有时候也和孙春龙他们去找老兵，跟电视台去采访老兵，还跟孙春龙、云南省统战部一起把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全都搞清楚了。这属于我的研究范畴，早在他们调查之前我就开始做了。有些墓地我都去过上百次了，云南省统战部能够把19具远征军遗骨找回来，我在当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多年实地考察的结果。

    我1980年代就采访了大量老兵。那时老兵都是五六十来岁，因没什么地方可以说过去的事情，都很愿意和我谈，到最后都是他们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们。那时是纯粹搞历史，一开始连这些老人解放以后的遭遇我都不敢问，怕惹麻烦。现在采访老兵，人家都快死光了，活着的也都八九十岁了，他们谈历史已经不具备条件了。现在我只能起到帮助关心老兵的作用了。我和很多老兵都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一部分海外华人、美国老兵和日本老兵。比如我跟史迪威家人的关系就特别好，每天都恨不得发一两封电子邮件。

    说到遗憾，大家对远征军老兵的关怀尽管不够，但近些年民间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怀他们了，他们缺的是正式的承认。这个承认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就是抗战胜利纪念章。2005年中国政府曾颁发过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共产党所有抗战老兵，包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那天参军的老兵，都获得了这个纪念章，而远征军老兵很多人没有获得。有的地方政府想给这些老兵一些补贴, 但国家层面没有相应的政策。

    其实，当时纪念章的颁发并非铁板一块。我认识的一位老兵和云南省政协关系很好，政协就给他争取到了纪念章。还有驻缅甸的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当时就给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留缅国民党老兵每人都颁发了纪念章。

    再就是将境外老兵遗骨接回来这件事，还是不到位。但这个不到位已经不是我们民间志愿者的事情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该做的全做到了。资料和照片都拿到了，资料上绝大多数地方我们都去了，资料上没有的地方我们也去调查过。缅甸境内的远征军墓地，我们知道的都去过。还有三四个墓地在印度境内，我去了几次，都被当地政府轰出来了。我们常写报告给印度政府说要去这些墓地，但连当地商会会长都觉得希望非常渺茫。

    我们在缅甸发现一个墓地，谁都知道那是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当地老百姓说只要我们给七八万块钱帮他们建寺庙，他们就把遗骨全部清理好送到云南来。我们还私下找当地老百姓谈，想办法将遗骨运回来，但对外绝不提遗骨的事情。为什么要私下？我们给缅甸政府写过两回信说要去哪里挖遗骨，都石沉大海。我们现在连偷偷地挖墓这种事都做了，为了远征军还有什么不能做？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东方早报：对远征军老兵的史料、故事和遗物等的收集整理、挖掘保护工作开展得如何？

    戈叔亚：主要是给老兵做口述整理，但口述整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做。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做过，专业或者半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也没有系统地做。只有关爱老兵的人在做，他们去看老兵时，有心的就记录一下，整理后也没有交到统一的地方去。这些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再说老兵都八九十岁了，说的也不一定准确。所以，即使现在来挖掘这段历史记忆，其实已经错失口述历史的最佳时机。

能把这段历史传播出去就是好事

    东方早报：请梳理中国政府对远征军的政策变化。

    戈叔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逢节日，宣传部和统战部会派人慰问，给点笔记本、钢笔、水果。老兵一般都是把水果供奉在祖先牌位前，自己坚决不吃。再后来，民间志愿者给一些钱，有时是统战部、宣传部派人或派车带着他们去发，有时就是将钱给统战部帮忙发，人家非常认真地发。我们曾用两三个月时间去保山采访老兵，都有乡干部陪同前往。在这些地方，上上下下对老兵都非常尊敬。但基本是民间给钱。如果老兵生活困难，当地政府给钱，这种情况也有。

    东方早报：你估计现在还幸存多少远征军老兵？他们的生活境况怎样？

    戈叔亚：滇西还有一两百人，缅甸大概30人左右吧。生活境况肯定不好，首先他们是弱势群体，有些受欺负，如果他们的子女对待他们好一些，那他们的生活还勉强，反之就非常差了。有些老兵即使得到帮助，但是也被一些不孝子女拿走。台湾老兵生活状况好多了，他们是荣民，退休金是很高的。

    东方早报：你怎么评估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等民间组织开展的活动？这些民间组织与官方有无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理解乃至进一步的合作，让老兵的生存处境和“被政府和社会认可的需求”进入更宽泛的公共视野？

    戈叔亚：他们有爱心，拿出自己的钱并且花大量时间去关爱老兵，这当然非常好。他们到云南来送钱，云南省统战部就对他们特别好，比如龙陵县统战部长就说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帮统战部做了很多事。

    东方早报：对这些已风烛残年的老兵而言，你觉得是给以经济上的改善重要，还是在精神和心灵上对他们给以安抚，并进而给与官方以及社会各界的承认来得更紧迫？

    戈叔亚：对于生活极端困难的老兵来说，能有最低的生活保障是最重要的。但近些年，随着关爱老兵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老兵希望得到一个有尊严的身份认同，这在政治上就显得比较重要了。有些人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昆明有位老太太，就是想要一个纪念章，结果到死都没有拿到。有位老兵说，“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现在给我也不要了。”

    对于已经逝去的远征军来说，我们就永远亏欠他们，已经没有弥补的机会了。对于这些还活着的老兵来说，再不赶快为他们做一点事情的话，也将永远错过机会。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以远征军为题材的影视剧的热播现象？

    戈叔亚：肯定是好事，让大家都知道远征军的历史。写100篇文章讲远征军的故事，有时还抵不过一部电视剧的影响力。当然有时候电视编剧可能这里那里有点小问题，但这不太重要，只要它主要在讲这段历史就行。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些影视剧是对远征军历史的还原，还是在消费和利用这段历史？

    戈叔亚：主创人员肯定是想还原，但他们很可能对这段历史了解不深，有时就会出偏差。消费也好，还原也罢，它把这段历史传播出去就是一件好事。这跟将松山战场改造成 “国家级战争遗址公园”是一样的。你说建公园好不好？收费好不好？当然不算太好。但这种事情永远都是有矛盾的。

位于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被捣毁许多

    东方早报：中国有多少远征军将士长眠境外？境外有多少远征军墓园和纪念碑，都位于哪里？修缮和保护情况怎样？

    戈叔亚：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作战牺牲了6万人，遗体多被草草处理或遗弃；第二次缅甸作战牺牲了4万人，其墓地主要集中在史迪威公路沿线。公路零起点至五六十公里处的印度段有七八处墓地，印度东部加尔克汉德邦蓝伽也有一处，缅甸境内当年有不下15处墓地，分布于密支那、八莫、西保、南坎等地。

    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在缅甸的不会少于三个，一个在西保、一个在同古、一个在果敢，前两个彻底被毁掉了，果敢的没有被毁，因为那个地方是华人把持的，是缅甸政府军的势力触及不到的地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杨伯方老人（远征军老兵）跟华侨和大使馆的支持下，同古远征军纪念碑又建立起来了。

    除了果敢的墓地，其他在缅甸的远征军墓地基本都被破坏了。像在密支那有三四个，在八莫有一个，在西保有两个，这些统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缅甸人给炸掉捣毁了。五十年代初，国民党撤退到缅甸，缅甸政府要把他们赶出去，结果国民党把他们给打败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墓地给破坏了。六十年代缅甸政府搞收归国有运动，华侨学校等公共建筑都被没收。比如同古，有些墓地、纪念碑和学校靠近，就统统被没收了。在五十年代没有被破坏的墓地，在这次收归国有运动中就相继被破坏了。

    比如八莫的墓地，这个是孙立人（抗日名将）建的。孙立人在八莫建了墓地，还给华侨建了学校。学校老师说，有一次上课听到爆炸声，去看才知是我们的墓地被炸了。华侨连夜把遗骨收集起来，到郊区找了一个地方建了小墓地。原来的墓地规模很宏大，上面写着“三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现在那个地方还留有写着“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残碑，我们知道是三十八师，因为除了三十八师没有其他部队是带“八”字的。

    东方早报：墓地有恢复重建的吗？

    戈叔亚：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偷偷拿遗骨都怕出事，怎么可能重建？相比之下，缅甸有些墓地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英军在缅甸仰光北郊的“缅甸仰光Satthwadaw英军墓地”，气势恢宏，面积巨大，有花卉、喷泉、修葺整齐的草坪，有专人管理，守墓的人就住在那里。纪念碑耸立在墓地的中央，周边是6374座墓穴，石墙上镌刻着2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按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详细记录有每一位确认死者的单位、阶级、死亡时间、民族、死者家人，其中相当部分是印度、非洲、缅甸籍军人。

    在仰光有一座“日本人墓地”，其实就是日本军人的墓地，因为里面埋葬的除了一两个和尚，其他全是日本军人。墓地很奢华，小桥流水。除了这座墓地，日本人在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各种各样的纪念碑，他们叫做招魂碑、镇魂碑。有些是建立佛塔，将阵亡将士的名单全部刻在佛塔上，有些在佛塔旁建类似墓地的纪念碑。

    日本人在七十年代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收骨团”，每次上百人，由日本厚生省的课长带队，分成若干小组，到他们过去作战的地方收集日本兵的遗骨。他们挖了多少遗骨呢？两次共挖到2.3万多具遗骨。他们阵亡的人数在18.5万到19万之间，这两次收集到的就已经超过了12%。我们阵亡的人数大概是10万，我们只挖到了19具，日本人收集的遗骨数是我们的2000多倍。

    相比之下，我们有点相形见绌。2002年，我们去“缅甸仰光Satthwadaw英军墓地”，那里的负责人说，你们中国人在缅甸是最多的，但你们中国人从来不来这里。他明确告诉一些路过的中国人，说“这里葬有你们中国人，你们来看一看啊”，但人家也不看，停下抽根烟就走。所以他说，“你们是没有记忆的，你们来这里都是做生意赚大钱的。”

    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缅甸密支那的华侨在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下，就准备在密支那修建远征军密支那战役的纪念碑，他们的款项、选地、征地等工作都做完了。

    东方早报：国内有多少远征军陵墓、纪念碑？保护情况如何？

    戈叔亚：国内的比境外的还要糟糕。现在除了腾冲“国殇墓园”还好，其他的就完全没有墓地了。原来龙陵都有墓地和纪念碑，但早就被破坏了。

shendawei77

“现在已经错失口述 历史的最佳时机”
【人物简介】

　　戈叔亚，1952年生，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滇缅抗战史，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到的战场。写作、翻译出版了《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飞越驼峰》、《寻找驼峰坠机记》等多部著作，并在海内外媒体发表多篇反映中缅印战区历史的著述。

戈叔亚的人生与远征军的前世今生难解难分，他用20多年的艰辛努力，逐渐拨开这一段历史的迷雾，如今作为滇缅抗战史专家，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政府特聘的“二战历史顾问”，他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二战滇缅战史的重要研究者，他的博客几乎是网友了解这段历史最为详实的综合信息来源。

　　戈叔亚与远征军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1983年他到中缅边境、滇缅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腾冲县出差，去了当时还是县党校场所的“国殇墓园”，看到被破坏的无数阵亡将士的墓碑，受到很大刺激。当时一名老工匠告诉戈叔亚，这些墓碑是在“文革”期间被砸坏的，政府已经出面准备重新修复。老工匠还告诉戈叔亚，作为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的松山，当时的战斗更加残酷悲壮。但当戈叔亚刨根问底时，老工匠欲言又止，这给戈叔亚心中“留下了许多迷雾”。戈叔亚此前在腾冲县当过6年兵，退伍后又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4年书，但他竟从来没有听说过曾发生在这里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史。

　　老工匠的话语和态度激发起戈叔亚内心的探索力量，他试图去了解、追溯甚至重建这段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因为这故事背后牵涉到太多的创痛与悲情。可他几乎找不到资料，只好通过朋友私下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同学会采访国民党老兵，查阅大量的旧报刊和外文资料，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联系，对所获资料和采访记录进行整理核对，然后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到滇西、缅甸和印度等地实地考察战场。

　　毫无疑问，这条重建历史记忆的道路异常艰辛，除了历史资料的散失与被销毁之外，研究工作也几番受到阻挠，他至少3次被迫失去工作。

　　但那段悲壮而牵缠的过去，像无法消退的暗影纠缠着戈叔亚的生活与灵魂。他怀抱着一种孔子所言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士心态，以一种史家精神和新闻记者的敏锐，去发掘被湮没的过去。但作为 “一名不折不扣的‘田野调查学者’或‘民间学者’”，戈叔亚还得设法在这个功利化的世界存活下去。追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时期，戈叔亚显得特别凝重：“由于当时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婚姻大事就一直没落实下来。家里人刚开始常催，到后来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外部世界令戈叔亚焦虑甚至恐惧。直到2005年，53岁的戈叔亚的生活出现了转折，他才结婚。

　　20多年来，戈叔亚的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的战场，除了发掘滇缅抗战历史，戈叔亚还做了许多与滇缅抗战有关的事情。他弄清楚了缅甸境内所有远征军烈士墓地，致力于将飘零异国的亡灵接回家，也寻找遗留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帮助他们重返故土。他不断在媒体上发表相关文章，参与制作一些电视纪录片，复原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推动着远征军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现在的远征军热，戈叔亚说，这其实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反弹，是一种迟到的补偿，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段历史处于“沉默”状态，一旦打开了这个口子，人们就会加倍地关注这段历史。戈叔亚认为反思历史非常重要，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找到他的来龙去脉，才能重建“脉络中的自我”，生命才会丰盛，人生才会完整，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考量之下，他很为远征军的境况感到不平。

　　通过对远征军历史的艰难重建，以及对幸存者的艰辛援助，戈叔亚跳出了主导我们很多人的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而将历史评价的指针调到了对个体生命的理解与尊重之上：“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悲哀；要记住那些取得了胜利的英雄，也要记住那些打了败仗就这样死去的士兵，他们也是我们的英雄。”   

　　海内外远征军研究的

　　历史与现况

　　东方早报：目前中国大陆关于远征军研究的现状如何？有什么特点？

　　戈叔亚：关于远征军的历史，主要是民间在研究，也有一些是体制内的人以民间方式来研究。特点是各自为政，云南的研究主要是以回忆和战场实地考察为主。我们的资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和日本，大陆的很少，中国台湾的也不多。这跟大陆周边环境的变化有关，我们是先跟美、日两国建交，后跟中国台湾改善关系的。现在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弄清这段历史大致的来龙去脉，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比如像余戈那样以松山为专题做系统研究的不多，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也不多。我们的研究，有时还和现实问题牵连在一起，比如找老兵、帮助老兵、找遗骨和寻访驼峰坠机等。

　　东方早报：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大陆自身的资料呢？

　　戈叔亚：大陆的资料主要是中央和各级政府政协部门汇编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汇编以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为主。关于滇缅抗战，其中最有名的是杜聿明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和宋希濂写的《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两文均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华书局1960年10月），这几篇是比较详细和权威的。

　　杜聿明在监狱所写的，有些还不是那么真实，比如把一些作战失败的事情推到蒋介石等人身上。他文章中有些关键的叙述决定了之后整个中国大陆研究远征军的观点和方法。比如他说英国人怎么坏怎么胆小，就导致了现在大陆的研究者都骂英国人，甚至有人说英国人和日本人勾结，叫日本人去打中国人。这种观点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杜聿明那篇文章的立场很大一部分源于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倾向。现在我们回头再看，他把自己的罪责说得少一些，把自己判断的失误都推到了别人头上。

　　我是从1983年开始研究远征军的，当时国内找不到资料，我就到国外去要，到黄埔同学会找国民党老人谈，到实地去考察。

　　东方早报：台湾关于远征军的研究情况是怎样的？

　　戈叔亚：台湾“国防部”有一个史政编译局专门负责写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者更早时期，他们组织了对抗战全史的编撰和对老兵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和记录。当时的局长叫邱仲越，是位中将，恰好过去曾是中国远征军的连长。他们的口述历史非常严格，工作做得很好。后来民进党上台，基本就没人搞这段历史了。现在估计只有一些远征军后人关注这段历史，也不多。

　　东方早报：有人说，台湾对这段历史也是冷处理？

　　戈叔亚：不能这么说，国民党一点都没有冷藏这段历史，它的正史早就把这些书写下来了，只是它现在不像大陆这样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也有很多民间人士关怀老兵。他们是很平常的状态，这个历史对于他们是正常的历史，没有被打压过，就不需要被同情，也不会有反弹。我们现在的远征军热实际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反弹。

　　东方早报：英、美对于中缅印战区史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

　　戈叔亚：跟台湾地区差不多。美国早就把这段历史出了好几本大部头的巨著，比如1953年至1959年美国陆军部历史学家查尔斯·F.罗马纳斯和赖利·森德兰编撰的3卷本《中缅印战区史》。还有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史迪威回忆录》、《陈纳德回忆录》等等。美国的部队甚至团、营、连都有战史，一种是官方的战史，一种是军人自己出，比如某某营的几个人凑起来就搞一本自己的战史。写飞虎队的书就更多，飞虎队不算美军正规部队，美军看不起他们，他们就不高兴，就要自己写。在美国，飞虎队和陈纳德的历史和中国对远征军的情况差不多，过去不重视，现在是一种反弹，特别重视。再说陈纳德和飞虎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具有英国中世纪侠义绿林好汉罗宾汉的色彩，对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具有诱惑力。

　　东方早报：日本呢？

　　戈叔亚：日本的情况和它们差不多，也有不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了《公刊战史》，其中跟远征军有关的严格说来就是三本半。日本官方出了这套战史丛书后，就没有去搞这段历史了。学术界也出了一些书，比如《日本战史》，像教科书一样极其精确，又极其简略。还有一些老兵后来变成学者，他们出过一些书，也是比较权威的。再就是老兵自己出回忆录，日本老兵写的回忆录比美国人写的还多一点，比如松山战役，我所知道的日本人写的回忆录就有三四本。上世纪70年代是他们关注太平洋战争的高潮，有很多相关的电影和书籍。日本还有老兵协会，每个老兵协会都有自己的活动和出版物，每个团都出有书，由一些水平高的人写前言，综述每一次战役，然后是老兵回忆，不管老兵写得好不好，通通汇编。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书很细，特别有价值。随着日本老兵的消逝，现在日本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心

　　抗战老兵

　　东方早报：对于中国人来说，开展远征军研究主要有哪些主客观条件限制？

　　戈叔亚：首先，史料不足，有些基本的数字都是众说纷纭。再就是到缅甸和印度实地考察有困难。比如2002年我去缅甸，华侨胆小不敢带我们去。比如我们去野人山，大概在周围转了七八次都进不去，有时候能往里面走二三十公里、五十公里，就是成绩了。作战的地方是不准外国人去的，去了也不准拍照，我们不知道被扣了多少次，扣了之后求爷爷告奶奶背地里塞点钱。现在缅甸人堵中国人已经变成收钱的一个渠道了，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不准你拍，你拍了就扣着你。

　　到印度就更不行了，彻底不准你去。比如蓝姆迦，现在是印度军队的军事基地。我去过，所有旅行社不接待、不准去，你自己去，人家很有可能说你是间谍把你给扣住。还有阿萨姆邦的许多地方比如汀江机场和边疆地区，这些地方都不准外国人去。

　　东方早报：请谈谈你研究远征军的初衷。走进这段历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通过对远征军的研究，你觉得能为我们解决什么现实问题？

　　戈叔亚：我是云南人，六七十年代在腾冲呆过，但不知道这段历史。我上大学时喜欢研读抗战史，但不知道远征军滇缅抗战这段历史。1983年大学毕业，我出差到腾冲，去了“国殇墓园”，感到很震惊，觉得这段历史被埋没了。那时我认为，既然没有人研究这段历史，那么我就来研究。其实这很正常。过去我们仅仅强调共产党的抗战而忽略国民党的抗战，这是非常片面的。这也导致了许多人遭受打击，抗战的经历不被承认。打倒“四人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全面历史地看待问题。我希望通过我和其他很多人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承认和记住这段历史。

    东方早报：你这些年来一直关注远征军，除了研究之外，还致力于哪些方面的工作？你觉得在哪些方面还有较大遗憾？

    戈叔亚：我有时候也和孙春龙他们去找老兵，跟电视台去采访老兵，还跟孙春龙、云南省统战部一起把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全都搞清楚了。这属于我的研究范畴，早在他们调查之前我就开始做了。有些墓地我都去过上百次了，云南省统战部能够把19具远征军遗骨找回来，我在当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多年实地考察的结果。

    我1980年代就采访了大量老兵。那时老兵都是五六十来岁，因没什么地方可以说过去的事情，都很愿意和我谈，到最后都是他们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们。那时是纯粹搞历史，一开始连这些老人解放以后的遭遇我都不敢问，怕惹麻烦。现在采访老兵，人家都快死光了，活着的也都八九十岁了，他们谈历史已经不具备条件了。现在我只能起到帮助关心老兵的作用了。我和很多老兵都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一部分海外华人、美国老兵和日本老兵。比如我跟史迪威家人的关系就特别好，每天都恨不得发一两封电子邮件。

    说到遗憾，大家对远征军老兵的关怀尽管不够，但近些年民间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怀他们了，他们缺的是正式的承认。这个承认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就是抗战胜利纪念章。2005年中国政府曾颁发过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共产党所有抗战老兵，包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那天参军的老兵，都获得了这个纪念章，而远征军老兵很多人没有获得。有的地方政府想给这些老兵一些补贴, 但国家层面没有相应的政策。

    其实，当时纪念章的颁发并非铁板一块。我认识的一位老兵和云南省政协关系很好，政协就给他争取到了纪念章。还有驻缅甸的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当时就给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留缅国民党老兵每人都颁发了纪念章。

    再就是将境外老兵遗骨接回来这件事，还是不到位。但这个不到位已经不是我们民间志愿者的事情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该做的全做到了。资料和照片都拿到了，资料上绝大多数地方我们都去了，资料上没有的地方我们也去调查过。缅甸境内的远征军墓地，我们知道的都去过。还有三四个墓地在印度境内，我去了几次，都被当地政府轰出来了。我们常写报告给印度政府说要去这些墓地，但连当地商会会长都觉得希望非常渺茫。

    我们在缅甸发现一个墓地，谁都知道那是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当地老百姓说只要我们给七八万块钱帮他们建寺庙，他们就把遗骨全部清理好送到云南来。我们还私下找当地老百姓谈，想办法将遗骨运回来，但对外绝不提遗骨的事情。为什么要私下？我们给缅甸政府写过两回信说要去哪里挖遗骨，都石沉大海。我们现在连偷偷地挖墓这种事都做了，为了远征军还有什么不能做？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东方早报：对远征军老兵的史料、故事和遗物等的收集整理、挖掘保护工作开展得如何？

    戈叔亚：主要是给老兵做口述整理，但口述整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做。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做过，专业或者半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也没有系统地做。只有关爱老兵的人在做，他们去看老兵时，有心的就记录一下，整理后也没有交到统一的地方去。这些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再说老兵都八九十岁了，说的也不一定准确。所以，即使现在来挖掘这段历史记忆，其实已经错失口述历史的最佳时机。

能把这段历史传播出去就是好事

    东方早报：请梳理中国政府对远征军的政策变化。

    戈叔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逢节日，宣传部和统战部会派人慰问，给点笔记本、钢笔、水果。老兵一般都是把水果供奉在祖先牌位前，自己坚决不吃。再后来，民间志愿者给一些钱，有时是统战部、宣传部派人或派车带着他们去发，有时就是将钱给统战部帮忙发，人家非常认真地发。我们曾用两三个月时间去保山采访老兵，都有乡干部陪同前往。在这些地方，上上下下对老兵都非常尊敬。但基本是民间给钱。如果老兵生活困难，当地政府给钱，这种情况也有。

    东方早报：你估计现在还幸存多少远征军老兵？他们的生活境况怎样？

    戈叔亚：滇西还有一两百人，缅甸大概30人左右吧。生活境况肯定不好，首先他们是弱势群体，有些受欺负，如果他们的子女对待他们好一些，那他们的生活还勉强，反之就非常差了。有些老兵即使得到帮助，但是也被一些不孝子女拿走。台湾老兵生活状况好多了，他们是荣民，退休金是很高的。

    东方早报：你怎么评估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等民间组织开展的活动？这些民间组织与官方有无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理解乃至进一步的合作，让老兵的生存处境和“被政府和社会认可的需求”进入更宽泛的公共视野？

    戈叔亚：他们有爱心，拿出自己的钱并且花大量时间去关爱老兵，这当然非常好。他们到云南来送钱，云南省统战部就对他们特别好，比如龙陵县统战部长就说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帮统战部做了很多事。

    东方早报：对这些已风烛残年的老兵而言，你觉得是给以经济上的改善重要，还是在精神和心灵上对他们给以安抚，并进而给与官方以及社会各界的承认来得更紧迫？

    戈叔亚：对于生活极端困难的老兵来说，能有最低的生活保障是最重要的。但近些年，随着关爱老兵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老兵希望得到一个有尊严的身份认同，这在政治上就显得比较重要了。有些人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昆明有位老太太，就是想要一个纪念章，结果到死都没有拿到。有位老兵说，“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现在给我也不要了。”

    对于已经逝去的远征军来说，我们就永远亏欠他们，已经没有弥补的机会了。对于这些还活着的老兵来说，再不赶快为他们做一点事情的话，也将永远错过机会。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以远征军为题材的影视剧的热播现象？

    戈叔亚：肯定是好事，让大家都知道远征军的历史。写100篇文章讲远征军的故事，有时还抵不过一部电视剧的影响力。当然有时候电视编剧可能这里那里有点小问题，但这不太重要，只要它主要在讲这段历史就行。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些影视剧是对远征军历史的还原，还是在消费和利用这段历史？

    戈叔亚：主创人员肯定是想还原，但他们很可能对这段历史了解不深，有时就会出偏差。消费也好，还原也罢，它把这段历史传播出去就是一件好事。这跟将松山战场改造成 “国家级战争遗址公园”是一样的。你说建公园好不好？收费好不好？当然不算太好。但这种事情永远都是有矛盾的。

位于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被捣毁许多

    东方早报：中国有多少远征军将士长眠境外？境外有多少远征军墓园和纪念碑，都位于哪里？修缮和保护情况怎样？

    戈叔亚：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作战牺牲了6万人，遗体多被草草处理或遗弃；第二次缅甸作战牺牲了4万人，其墓地主要集中在史迪威公路沿线。公路零起点至五六十公里处的印度段有七八处墓地，印度东部加尔克汉德邦蓝伽也有一处，缅甸境内当年有不下15处墓地，分布于密支那、八莫、西保、南坎等地。

    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在缅甸的不会少于三个，一个在西保、一个在同古、一个在果敢，前两个彻底被毁掉了，果敢的没有被毁，因为那个地方是华人把持的，是缅甸政府军的势力触及不到的地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杨伯方老人（远征军老兵）跟华侨和大使馆的支持下，同古远征军纪念碑又建立起来了。

    除了果敢的墓地，其他在缅甸的远征军墓地基本都被破坏了。像在密支那有三四个，在八莫有一个，在西保有两个，这些统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缅甸人给炸掉捣毁了。五十年代初，国民党撤退到缅甸，缅甸政府要把他们赶出去，结果国民党把他们给打败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墓地给破坏了。六十年代缅甸政府搞收归国有运动，华侨学校等公共建筑都被没收。比如同古，有些墓地、纪念碑和学校靠近，就统统被没收了。在五十年代没有被破坏的墓地，在这次收归国有运动中就相继被破坏了。

    比如八莫的墓地，这个是孙立人（抗日名将）建的。孙立人在八莫建了墓地，还给华侨建了学校。学校老师说，有一次上课听到爆炸声，去看才知是我们的墓地被炸了。华侨连夜把遗骨收集起来，到郊区找了一个地方建了小墓地。原来的墓地规模很宏大，上面写着“三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现在那个地方还留有写着“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残碑，我们知道是三十八师，因为除了三十八师没有其他部队是带“八”字的。

    东方早报：墓地有恢复重建的吗？

    戈叔亚：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偷偷拿遗骨都怕出事，怎么可能重建？相比之下，缅甸有些墓地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英军在缅甸仰光北郊的“缅甸仰光Satthwadaw英军墓地”，气势恢宏，面积巨大，有花卉、喷泉、修葺整齐的草坪，有专人管理，守墓的人就住在那里。纪念碑耸立在墓地的中央，周边是6374座墓穴，石墙上镌刻着2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按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详细记录有每一位确认死者的单位、阶级、死亡时间、民族、死者家人，其中相当部分是印度、非洲、缅甸籍军人。

    在仰光有一座“日本人墓地”，其实就是日本军人的墓地，因为里面埋葬的除了一两个和尚，其他全是日本军人。墓地很奢华，小桥流水。除了这座墓地，日本人在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各种各样的纪念碑，他们叫做招魂碑、镇魂碑。有些是建立佛塔，将阵亡将士的名单全部刻在佛塔上，有些在佛塔旁建类似墓地的纪念碑。

    日本人在七十年代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收骨团”，每次上百人，由日本厚生省的课长带队，分成若干小组，到他们过去作战的地方收集日本兵的遗骨。他们挖了多少遗骨呢？两次共挖到2.3万多具遗骨。他们阵亡的人数在18.5万到19万之间，这两次收集到的就已经超过了12%。我们阵亡的人数大概是10万，我们只挖到了19具，日本人收集的遗骨数是我们的2000多倍。

    相比之下，我们有点相形见绌。2002年，我们去“缅甸仰光Satthwadaw英军墓地”，那里的负责人说，你们中国人在缅甸是最多的，但你们中国人从来不来这里。他明确告诉一些路过的中国人，说“这里葬有你们中国人，你们来看一看啊”，但人家也不看，停下抽根烟就走。所以他说，“你们是没有记忆的，你们来这里都是做生意赚大钱的。”

    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缅甸密支那的华侨在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下，就准备在密支那修建远征军密支那战役的纪念碑，他们的款项、选地、征地等工作都做完了。

    东方早报：国内有多少远征军陵墓、纪念碑？保护情况如何？

    戈叔亚：国内的比境外的还要糟糕。现在除了腾冲“国殇墓园”还好，其他的就完全没有墓地了。原来龙陵都有墓地和纪念碑，但早就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