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区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而建设多中心的人口空间形态，可使城市运行的效率得到提高。我们一直觉得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是一个约束，实际上随着新城建设，能够在现有建设用地不扩大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容积率来实现人口数量的集聚，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

　　以全球化和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上海大都市区的空间形态正在不断演化。随着上海进入深度郊迁扩散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上海”正在发生改变。上海已不再是一个过密化的中心城区和广阔疏散的郊区所形成的一个城市（OneCity），而是成为由多个城市（SomeCities）所组成的大都市区。包括松江新城、嘉定新城、临港新城和一些新兴城镇，未来都会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一起形成多中心的都市区的形态。同时通过密集的交通体系和产业联系，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构成大上海地区（GreaterShanghai），并进一步通过密集的城市群和相互交错的复合都市圈，使整个长三角地区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巨型“城市-区域”。

 　　第一，这样的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城市形态，能够承载和实现上海人口规模扩大。未来上海的人口仍然将继续扩大，而增加的人口将主要在新城。相对于中心城区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和需要降低容积率，新城则表现出人口集聚程度不足。今后，新城可以通过提高容积率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单位土地能够提高人口集聚的规模。我们一直觉得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是一个约束，实际上随着新城建设，能够在现有建设用地不扩大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容积率来实现人口数量的集聚，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同时，通过提高容积率也能降低土地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地产价格，降低城市的门槛，并促进人口集聚，使优秀人才能留下来。为了提高新城的土地集中，我们可以探索在郊区促进土地集中，通过以地换地的形式促进建设用地的集中，促进人口集中。使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能够发挥促进人口集聚、降低土地价格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综合效果。

　　第二，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能够有利于城市的节能减排，并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西方国家中心城区的人口昼夜比达到10：1，上海的静安和卢湾地区只有3：1，这说明上海相对于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的就业集聚能力不足，同时居住人口导出不足。传统西方大都市的发展模式，是在近郊地区形成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级居住地区，而通过高速道路和公共交通网络提高中心城区的集聚性，但实践也证明这种发展模式会是非常浪费能源和不可持续的。每天上下班中心城区和郊区巨大的通勤压力带来城市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效率损失。因此，从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来分析，通过多中心的城市形态促进生产功能、居住功能和消费功能在空间上实现适当的配置，本身是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城市的产业空间分布和人口的空间分布需要相互适应。随着产业外迁，人口也会相应地外迁，有利于郊区新城逐步形成具有完整功能的城市，而避免郊区新城成为产业的新城，但是居住的空城，这也是另外一种降低城市效率的情况。

　　第三，郊区新城的建设能够促进与郊区先进制造业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临港产业区周围建设临港新城，在嘉定汽车产业集聚区周围建设嘉定新城，以松江工业区为依托建设松江新城，都适应了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口集聚，也能够通过新城建设，为产业集群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促进知识外溢和新企业的形成，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大都市区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而建设多中心的人口空间形态，可使城市运行的效率得到提高。要实现这个过程，首先，交通体系建设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应该引导支持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的建设。由于郊区人口较少，轨道交通建设赢利性不够，需要政府提供补贴。政府也可以通过对轨道沿线开发地区和公交换乘节点的经营产权改革的政策上有所突破，来推动民间资本投入交通体系建设。在新城规划中，连接轨道交通节点的地方性公共交通体系，如社区公共交通体系也应得到积极的发展。

　　其次，需要推动包括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商业和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在市场化体制下，社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一个悖论性的困境。就是需要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才是有规模效益的，而只有建设了相应的交通、社会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后才能吸引人口进入。要解开这个矛盾性的纽结，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提供补贴及特许经营等手段，来引导这个过程。

　　再次，促进新城人口集聚的形成，需要通过各种途径降低人口在新城居住的成本，包括住房成本、消费成本、土地和物业的成本，以及就业和创业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包括非正规就业、中小企业自我创业的支持，本身是为城市发展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上海来说，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生存和创业环境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