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n1398

以前还有很多民谣嘲笑太仓人，什么男女老少，困的 一道，明朝起来，肚皮大的，像只克牢

yuan1398

tcxxx1051 发表于 2013-6-5 08:35
太仓清升为江苏省直隶州领嘉定县、宝山县、崇明县、海门县、嵊泗县，苏州河以北直至海门南至嵊泗的广大地 ...

看到你这个脑残整天躺在祖上的荣耀里，中原人祖上光荣吗，现在还不是被人称侉子，太仓人还不是被嘉定人称西头阿卵

tcxxx1051

yuan1398 发表于 2013-6-11 07:19
又来秀智商下限了，你们太仓人投降了，不是照样被杀了一万多人

不投降杀，投降也杀，中国人作孽啊！

tcxxx1051

yuan1398 发表于 2013-6-11 07:28
看到你这个脑残整天躺在祖上的荣耀里，中原人祖上光荣吗，现在还不是被人称侉子，太仓人还不是被嘉定人称 ...

不要这样么，太仓毕竟是嘉定的老领导，虽然现在不管嘉定了，但也要尊重人家啊，我们可是叫花嘉定，我简直怀疑你是不是嘉定人

tcxxx1051

王在晋字明初，明朝南直隶太仓州人。明末决定明朝命运的军事人物。

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张鹤鸣以病为由辞职归家[1]。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2]，但解经邦力辞重任，结果被熹宗“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3]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3]。
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4]。于是，在晋则以“抚虏（收买蒙古）、堵隘（再修一座关城）”作为守山海关的方略[5]，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墻，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朝廷发帑金20万两。
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恢复国土到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6]。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考察了实际地理，听取了各方意见，确定王在晋策略不可行，并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在晋坚持己见，终不悔悟。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7]，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天启五年，在晋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著有《三朝辽事实录》。

王在晋早年讨伐倭寇起家、长期担任军事要职，辽东战争中任登莱巡抚，在广宁之战中王在晋任户、工、兵三部左侍郎长期调度辽东军需，另外王在晋身任户、工、兵三部左侍郎、业务上知明朝总体政务问题之征结相当合理，明朝当年正逢小冰期、天灾不断，修山海关少量驻军将后金拒于门外、联合蒙古、朝鲜、江东镇四面合围，即可花最小成本牵制住后金，让明朝得到休养的机会。

孙承宗、袁崇焕之略问题在耗费过巨，崇祯年支出八百万两竟有五百万两花费在辽东修城上、而大半在战争中又被后金不断所拆，养大量驻军又无进攻后金的能力，造成明朝极为沉重的财政问题。

接下来又因袁崇焕不断失误，造成蒙古、朝鲜、江东镇四面合围网瓦解，后金军可以绕过关宁锦防线从蒙古攻入明朝腹地，使花费明朝亿万打造的辽东防线几乎完全失去作用。

如果当时王在晋的主张得以实施，明朝不一定亡，所以也有人把王在晋称为唯一可以拯救明朝的人。

tcxxx1051

一个真实的王在晋
一、前言
     在《明史》的记载中，王在晋跟孙承宗、袁虫患师徒二人分别有过对手戏，尤其是孙、袁二人初到辽东的时候王的戏份可谓很足。不过由于孙、袁师徒在《明史》中乃“光辉形象”（主角），所以作为配角的王也就自然地成了片绿叶，因此后世对王同学的评断也多是负面的。直白一点地说，后世评断王就是个废柴，以下三位大才的评论对王的“废柴”形象可谓树了个型：
     金庸：“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苏州的白面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目光短浅，胆子又小……”（语见：金庸著《袁虫患评传》）。
     阎（河蟹）崇（河蟹）年：“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 （语见：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当年明月：“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来没有打过仗，之所以派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语见：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当年明月：“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
     一个白面书生、从来没有打过仗、根本不懂军事、既无兵略、又无谋略、目光短浅不说、胆子小，外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种种，可以说王的名声实在是够呛。面对斑斑劣迹、款款斥责，在后人口诛笔伐、众口铄金之下，王真是想不废柴都不行了。可是，这就是真实的王在晋吗？有人作过这方面的思考吗？

     二、拆除废柴的形象

     为了探求真相，带着这些后世大才们对王的负面评断，我等草根拜读了《明史》的相关部分，试图找到史文中更为具体的说法，但却意外的发现，其实《明史》中对王的专述并没有说他如何废柴，其中的记载只是把王的履历非常工整的罗列了一遍了事：
     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添设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明史王在晋传）

     就这个履历而言，罗列的都是王的官宦生涯能拿得出手的职务。其中涉及军务的占去了一大半，其他的还有吏部、刑部，均为尚书，虽说南京吏部尚书有内退之嫌，但崇祯初年的那个刑部尚书却十分的不同凡响。刑部尚书，王是崇祯元年三月上任的（《崇祯长编》卷七 崇祯元年三月 “南吏部尚书王在晋仍以太子太傅为刑部尚书”），在他任上有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便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当时老魏虽已自裁，但其党羽还多居高位，所以这明显不是个闲差，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废柴来担当的位置。再有就是王的那个“署部事”的履历也值得一提，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位，它的全称是“总（署）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这个职称放到今天是个什么身份我这里不细说了，但我想这（在天启初年东林等人众正盈朝的时期）绝不是一个废柴能够担当的职位。
     另外，他的履历跨度也非常大，纵横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级别也挺高的，拿现在的话来说，多是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光是尚书的“头衔”就能数出五个之多，另加两个侍郎（“署部事”时也是侍郎），可谓“三朝重臣、四朝元老”，要真是个废柴，能连续四朝身居朝廷（中央）及地方上的高官、要职，那也太玄乎了。
     具体到军事方面，有关兵部的官职，王从外派的巡抚、经略到朝中的兵部侍郎、尚书这些要职是全都干过。不过，王的军旅生涯，还不光只有这些。

     王在一份奏章中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总结：
     王在晋题：“……书生未闻军旅，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明朝的督抚、兵备体系，想必大家是清楚的，就是文臣领兵的体制，其中“督、抚”（总督、巡抚）属于高级军职，“兵备”乃属基层军职。在高级军职里王干过的有“山东巡抚”和“辽东经略”，而基层的“兵备”（可由“副使”或“佥事”担任的，王任佥事，一般管辖若干个府或一些综合地区）更是王的老本行，由此可见，王出道的时候是打倭寇的，因功受到皇帝在军职方面的提升，后在任职于湖广、浙江一带无非不是因为兵事，资历可谓不浅。
    所以，如果以王的军事履历“丰富度”和“时间跨度”来看，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那也不至于废柴到——兵略、胆识、智慧、远略全无的境地。

三、详细履历

    综上所述，王最初的官职是中书舍人，迁任六部的曹官，累擢至福建兴泉道（辖兴化、泉州二府，兵备职）。因平海寇军功，补湖广荆南道（辖安陆、襄阳、郧阳三府，兵备职，在此任上，遭遇水灾，王在晋发放救济粮救济金）。后改副使湖广学道转杭严道（辖杭州、严州二府，兵备职），因政绩卓著，再升至副都御使，经迁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筹划以海上接济辽左。后，又升工部左侍郎，总督河道，再调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特授兵部尚书，赐蟒玉尚方剑，经略辽蓟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寻迁南京官。明崇祯初年复起刑部、兵部尚书，因座张庆臻的案子而被削籍还乡，卒。

     王在上任“辽东经略”之时，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在经略辽东之前，王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当过巡抚是提防后金的，到了京城入为兵部侍郎是备经略之选，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负责的是辽东军务后勤，可以说当时的王在晋业已是个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兵马钱粮、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不算意外。
     可孙老师和袁县令就差远了。就在王经略被任命之时（天启二年三月），孙阁老暂掌兵部不过一个多月，在这之前他所担任的是翰林官、后升詹事府讲官，通过老师的身份（这里不得不承认天启很喜欢并且很崇拜这位老师）进了内阁、兼掌兵部。而袁县令被派往辽东也就一个多月，袁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当了两年（说实际点是一年多）的县令。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这跟历任军职已经数十年的王经略一比，那相差的可不是两手张开可以比划得过来的。

     在搞清楚王的军旅背景以后，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根本不懂军事”（金大侠语）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明月语）这些话，就显得太不靠谱了，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完全有资格指着孙、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书生未闻军旅……”，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而孙老师奏章里的长篇大论、头头是道，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虫患同学放狂言、出风头、小报告样样在行，可是兵略、远见、谋略、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

四、关城答话（一）

    天启二年，山海关，一队由京城而来的官驾鱼贯而入，其中兼掌兵部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赫然在列。王经略欲尽撤关外诸军入关，于关外修八里铺新城，虫患同学等执意反对，于是引来了他的师父孙阁老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朝廷派内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巡阅山海关（其实是来掐架的），刚一落脚他便径直去找了辽东经略王在晋，还上来就是一通组合拳，王经略显然没有准备，几个照面下来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孙、王这段掐架的对白被载入了明（河蟹）史，此后孙老师经此一战而成名（不难肯定若无此次掐架，孙阁老并还是京师的一个文官而没有后来那么响亮的名声），而王在晋则声名狼藉。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对白，明史上描写得绘声绘色：
    孙阁老问，等八里铺重城修好了是否就调现在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王经略答，要另外派四万。
    孙阁老一听马上就发招了，反问王经略，新旧两城，四万加四万，就是八万人，你有这么多兵吗？其他地方还守不守？再说，新旧两城相距八里，八里之内有旧城前的地雷和陷阱，倘若新城的守军败退下来，撤向旧城，那这些布置岂非成了给自家人准备下的？而若新城的溃军身后有追兵，那你是开门放他们进来，还是不开门把溃兵报销给敌军？。（明史孙承宗传：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经略好像是有点儿懵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说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给溃军（明史孙承宗传：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阁老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气是因为王经略太笨，笑是因为没想到王经略笨成这样，兵法讲求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你王经略却先就把逃跑路线预备下了，那不是成心让新城守军贪生怕死吗？你王经略放弃了外围阵地（明史：尽撤藩篱）不说，还退到关前八里来搞重复建设，并且搞成这样，怎么能保证京畿地区的安全？
    于是，王经略被孙阁老一通连珠炮打得彻底无语了。
    谈话就此结束。（明史：在晋无以难）

五、关城答话（二）

    孙老师此后备受推崇，被誉为“贤臣、廉臣、名臣、能臣、功臣”（阎会长语：见《明（河蟹）亡蜻兴六十年》上），并被认为是“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的“积极进取型人物”（金大侠语：见袁虫患评传），最终升华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奴而哈吃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艾蝈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明月语：见《明曹哪些势儿》六）
    依照《明史》的记载，估计王经略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不过，假如那天地上真的有缝的话，恐怕里面钻的不是王经略，而是孙大学士……
    原因很简单，因为孙、王二位这段载入明史的掐架，其实是孙承宗完败，只不过史书明史把王在晋的反击掐掉了，这才显得孙承宗威风八面。实际上就在孙承宗质疑那三座山寨之际，王在晋说了一番话，孙承宗当即就想到了钻地缝。

    王经略不紧不慢的告诉孙阁老，这几万边兵都是老运动员了，特别擅长开溜（边兵善走），而且即便是有督战队也没用，虽说你能来一个杀一个，但杀还没杀几个，其他的就全都跑光了，如果真碰上强敌，那排在最后的督战队可能直接就改了前队，而且充当领跑。介于这种情况，所以我用两城的设置来稳固军心，打消他们逃跑的念头。怎么打消呢？很简单，这新城其实就是死地，一旦进去了就只有死战到底。

    孙老师这才恍然大悟，他发现自己上当了，彻底的上当了，王经略根本就是在设陷阱准备一举歼灭来犯之螨军，怎么能让新城成为死地的注解（直白一点的说，这旧城以及前面的地雷、陷阱其实代替了督战队）。至于那三座山寨根本就是忽悠人的，不过是王经略让那四万边兵能安心进入新城的说辞，有了这个说辞，让那四万人进城比赶四万只鸭子还容易。而他孙阁老身为帝师，却竟然也和那帮头脑简单四肢并不太发达的边兵一样看不出当中玄机。

六、关城答话（三）

    《明史》关于孙、王二人掐架的对白依据是《三朝（河蟹）辽事实录》中孙承宗的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就是孙阁老巡阅山海关以后给天启帝打的调查报告。收录这份奏章的文献除《三》以外，还有《明熹宗实录》和孙老师的《高阳集》，当然也可以说有《明SHI》，不过，只有《三》是详录，其他的都是摘录，《明》则是乱录、自撰。以下看看《明》《三》两书的不同之处：
    三：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
    明：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三：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
    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
    三：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
    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三：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
    明：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三：臣遂无以应。
    明：在晋无以难。
    《明SHI》在转述过程中有明显的改动，其中掐头去尾、添油加醋、偷梁换柱应有尽有，直接把王经略把孙阁老说服了、对方已哑口无言了（三朝疗势实录书中收录此次掐架后孙阁老给天启的奏疏中的话：臣遂无以应）这样一种情势完全反过来说，把王经略说得跟个白痴一样被孙阁老问得没屁放了（明使书中把当时掐架的结局改成：在晋无以难）。
    首先，御用文人们杜撰出王在晋要用八万人守山海关，而且还有新兵，这一手估计是为孙阁老考虑，因为稍微再深一些的破绽，孙大人可能就瞧不出来了。其次，他们省略去王经略坦然相告的内容，这是必须的，试想你王某人要这么精明强干，那孙老师又该怎么办？最后，孙大人是肯定不能被问得哑口无言的，要哑口无言的也必须是王同学，所以把孙的“臣遂无以应”直接篡改成了王的“在晋无以难”。

    经过御用文人这么一番“编修”，全文意思和当时的本来面貌便有了天壤之别。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袁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才，所以这文、武两样，是必须双全。但较之王，总也不能全废了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客串的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虫患同学，差得还太远。

七、大名鼎鼎的孙督师

     说实话，他老人家是可以用“武不能定国（督师蓟辽几年没打过胜仗，这本来不是个事，后来还惨败，虽然是马世龙是此败的主要责任人，但马是他孙督师一手保举过来的，而且当时作为上级这次惨败难道跟他无瓜葛？若熊廷弼、王在晋经略会出这样的事么？），文不能安邦（搞宁锦，挖空了朝廷财政）”来形容的。但作为书生，他老人家还是不错的，尚能著书立说，比虫患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书写了不少。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这个套路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人通常都是如此，喜欢著书，也没太多新意，该系列分别对应的是孙老师的《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阁老似乎对为官之道颇有兴致，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

    这一楼估计会使我在吧内很不受欢迎，我个人也觉得这里说孙督师说得有点过了，老师虽然在军事上见识一般，但也算稳住了天启间宁远的还算太平的几年。但孙相比于王，才能大大见拙。
八、说一说虫患同学

     阎会长研究袁虫患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袁虫患的资料，从古到今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其内容虽说丰富是够丰富的，可就是虫患同学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杂诗几首、糊涂事几件、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我等草根曾经以为患同学果真打死了奴而哈吃，因而艾腥爵逻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炆质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关于他的留传下来的东西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钳聋大酋在位时，还八方打听患同学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跟他祖上有仇的，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人人都想沾上点儿光。以至于《八棋螨州氏簇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某袁氏包衣，也号称是患同学的后人（可惜患同学祖籍广东），这位包衣还把自己这点后人关系写进了《蜻史稿》[注1]，说是患同学被崇祯杀后，他的遗孤流落到了关外，因而传承到他这一代。说得是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不过患同学的妻妾都崇祯被发配二千里外[注2]，而且这二千里外有可能是往东北方向走么？有可能流落到关外？再怎么流落也不会流落到后金的地盘上去。那钳聋大帝干嘛要安排这位包衣传承为患同学的后人？使袁氏有后自我慰一下么？

     [注1]【《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四十七》 “富明阿，字治安，袁佳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裔孙。崇焕死，有家属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升参领。”】
     [注2]【《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九、再说王经略

     若将孙、袁二位大才攒的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视作“废柴”而声名狼藉的王同学一比，就确实显得寒碜了不止一点儿。王是苏州太仓人，出生于河南浚县，其一生著作甚丰，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涉猎极为广泛。
     《越镌》中详细记载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宝贵。
     《海防纂要》里除海防理论外，还有明朝战车的详细资料，福船、广船的制造方法及其优劣详解。
     《通漕类编》则是有关明代漕运、河渠、海运、海道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而王经略最为出彩的著作当属《三朝辽事实录》，此书对后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间的辽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明清鼎革的史书文献可谓繁多，《三》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成书的体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也大行其道，一个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大家众口一词之下，不仅可以互为奥援，而且大家都还避免了“孤证不立”的尴尬。
     以上这些史书的行文体例都很不规范，大多是作者直接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这样很容易夹杂私货，有时讲着讲着，讲不通了就干脆编一通理由，对不对无所谓，只要能把事情说圆就好。这些所谓史书文献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当时的舆论走向（跟小报差不多），对于探求历史真相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还有扰乱视听的效果。

    不过，史实就是史实，真相就是真相，它们并不会消亡于众多各执一词的小报之中，更不会任人涂抹篡改。真正能留存事实、去伪存真的文献，现世之中虽然不多，但却不是没有，这些文献就是各个历史事件里，那些当事人的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等原始文本，俗称第一手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以将某个历史场景之中，判断等主观信息，以及事件本身的细节，准确无误的反映出来。
    而《三》就是第一手资料合集，此书的体例相当独特，全书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王经略收录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辽东战事的奏章、疏议，他将这些第一手资料原文照抄下来之后再按照日期归档，这个部分是全书的主干；第二个部分是王本人以按语的形式在部分奏章后批注的一些评论，主要是谈谈这些奏章内容有没有夸大其词，后来事情是办成了还是砸锅了，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写奏章的人有没有自食其言之类的。

     总之，要认识一个真实的王在晋就别看《明史》，因为对于王同学《明史》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真实的王同学到底什么样，反正在《明史》里他就必须是废柴一个，可以没有理由，也不需要逻辑，结果如此就好。
10楼
     十、摘取王经略著述中的片段

     《海防纂要》
    “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力之坚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但广船难调，不如调福船为便易，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洋则动摇。广船造船之费倍于福船，而其耐久亦过之，盖福船俱松杉木，楸虫易食，常要烧洗，过八九讯后难堪风涛矣，广船铁力木坚，楸虫纵食之也难坏。”

     《海防纂要》针路中的钓鱼诸屿，福州往大琉球针：
     东沙开船，用单辰十更取鸡笼山，北边过,见梅花瓶屿并棉花屿、彭家山，乙卯并单卯十更取钓鱼屿，北边过，前面是黄麻屿，单卯四更取黄尾屿，北边过,甲寅一更取赤尾屿，乙卯六更取姑美山，北边过,仔细用单卯取马奇山，北边过,甲卯并单寅收入琉球港。

     《三朝辽事实录》 “明王在晋撰。十七巷，首卷《总略》一卷。崇祯十一年(1638)成书。首卷《总略》，概述辽东分野、沿革、战略地位、边防及朵颜、海西、建州势态，正文十七卷叙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四月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依年按目，历叙战守梗概、兵饷要务、将土怯弱、官僚相讦情况，引录大臣奏议，多它书所未备，为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史籍。有崇祯刻本，清乾隆时被禁，1930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私藏本影印”转自百度百科编辑者：商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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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嘉靖三十八年（1559），父王予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告免。未成，持丧归，三年丧满后犹却冠带。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王世贞 - 生平经历
王世贞出身于将门之家，性格与众不同，读书过目不忘。21岁时中进士，授邢部主事。他为人正直，不附权贵。时有一姓阎的逃犯，躲藏在锦衣都督陆炳家中，他不顾情面将阎犯拘捕。陆炳挽当朝权相严嵩说情也无用，仍被依法处置。后来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因奏劾严嵩十大罪状，被酷刑下狱。王世贞经常送汤药，又代其妻草疏。杨被害后，他以棺殓之，严嵩因之大恨。在任期间，王世贞与李先芳、吴维岳、王宗沐等人组成诗社，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名噪一时。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世贞与李攀龙、宗臣、谢榛、徐中行等集于北京，结成复古文学流派，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他们接过李、何“前七子”的复古旗帜，以号令一世，名日盛，世称“后七子”，其中以王世贞与李攀龙为首领。王世贞等的复古主张主要是对明初以来盛行的台阁体的一种反对，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有些矫正。

嘉靖三十六年，王世贞任青州兵备副史，此年他作长诗《尚书乐》，严斥严嵩党羽赵文华。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其父王忬时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在抵御外敌时误中敌计，致使滦河失事，遂遭严嵩构陷入狱。王世贞闻讯后，弃官奔走，与弟世懋一起日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当面以谎言欺骗，实则将其父投入死牢，其父于次年被害。

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帝即位后，王世贞偕弟入京为父讼冤，得昭雪，赐祭葬。严嵩死后，王世贞作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太保歌》等，痛斥严嵩父子罪恶。并“辞官”十年，，不与权奸同流合污。他精于吏治，乐奖后进，衣食寒士，得到时人推重。

隆庆四年，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以才华声气冠绝海内，独主文坛二十年。他善诗，以声韵为主；好古文，多摹拟之作。才学富瞻，文名满天下，在前后七子中最博学多才。《明史》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他力主复古，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及《续稿》近400卷，对当时文风有很大影响。至晚年，复古主张有所改变，对专事模仿渐表不满，其作品已渐趋平淡。

万历元年（1573年），王世贞任湖广按察使时与医学家李时珍初次交往。万历八年九月，李时珍为出版《本草纲目》去南京未有结果后，特地到太仓拜访王世贞。当时正值王世贞免职家居，俩人在弇山园内畅谈了几日。他们谈天文、地理、声律、农圃等。王世贞对李时珍的许多精辟见解十分钦佩，称他是“北斗以南第一人”。当李时珍把作“序”来意说明后将《本草纲目》给他过目，王世贞展卷细阅，推崇备至，随即应允。后来，王世贞替《本草纲目》撰写了序言，为此书以后能顺利刻刊提供了方便。

万历十六年，王世贞任南京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在任期间，所著《弇山史料》、《弇山堂别集》200余卷，对一些史书中错误与失实的记载有所纠正和补充，并批评一些官修、私修的史书对“国史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提出“史实贵，史家贵直笔”，“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王世贞在收集和整理明代史料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史著异常丰富，史料翔实可信，后人称赞他“负两司马之才。”

王世贞对戏曲艺术也有研究，在早年所著《艺苑卮言》中，论述南北曲产生原因及其优劣，颇多创见，在当时的文艺评论中很有影响。据传以严嵩为题材的传奇剧本《鸣凤记》出自其手笔，乃杂剧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

晚年，王世贞辞官归乡，著有《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史乘考误》、《尺牍清裁》等。此外，也有学者力主《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太仓民间也有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传说。

王世贞爱好广泛，成绩骄人。他筑的弇山园在历史上被誉为“东南第一名园”。他一生著作不辍，在我国古诗文作家中，专集篇幅之多，卷帙之繁浩，是屈指可数的人物，真正堪称著作等身。[1]王世贞 - 人物作品

王世贞

   王世贞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所作诗文，也多为复古模拟之作，但往往失于藻饰。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卮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王世贞

原文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

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宝也；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

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戮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翻译

蔺相如使和氏璧完整得归还（赵国），人们都称赞他，而我却不认为这件事是好的。

秦国用十五座城作为条件，想要欺骗赵国来夺得赵国的和氏璧。（秦国）那时说是要和氏璧，这是实情，不是为了试探赵国。赵国得到了秦国的人情但不把和氏璧交给秦国，没有得到秦国的人情却将和氏璧交给他们；赵国得到了秦国的人情但不害怕他们就不将和氏璧交给秦人，赵国得到了秦国的人情又害怕他们就将和氏璧交给秦人。按理只有这两种情况，怎么会有又害怕秦人却又挑起了他们的怒气的。

至于（如果）秦国要和氏璧，而赵国不给秦国，那么双方都没有什么过错。（如果）赵国将和氏璧交给了秦国，但秦国不将十五座城交给赵国，这是秦国的不对。（如果）秦国将十五座城交给赵国而赵国不将和氏璧交给了秦国，这是赵国的不对。（如果）想要使偏邪在秦国一方，那就应该放弃和氏璧；害怕放弃和氏璧，那就应该不同意秦国的请求。而那秦王不但拿出地图来商量，又设立了九宾的礼节还要沐浴焚香来取得和氏璧，看他的情形不可能不交出十五座城池。（如果）秦王得到了和氏璧却不交出十五座城池，那蔺相如可以这样说：“我本来就知道秦王不会交出城池。那和氏璧，不是赵国的宝物；但那十五座城池却是秦国的珍宝。现在秦王因为一块和氏璧的缘故而将十五座城池交给外人，那十五座城池的百姓一定会抱怨秦王丢弃他们象丢弃小草一样。秦王你不交出城池从而欺骗赵国得到了和氏璧。但是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让天下人都知道秦王不讲信用。我希望就死在你们国家，来表明秦王的失信。”象这样秦王不一定不交出和氏璧。只不过现在蔺相如叫门客带着逃回了赵国，却将责任推给秦国。那时秦国还想和赵国交好。假使秦王生了气而在市集将蔺相如杀掉，派武安君白起带领十万大军来攻打邯郸。获胜一次就能将蔺相如一家灭族。再次获胜那么和氏璧还是属于秦国的。

于是我认为：“蔺相如保全了和氏璧，是因为上天在帮他忙。”那么他在渑池会上对秦王态度强硬，和廉颇搞好关系，是由于越出乎意料越好；蔺相如保全了和氏璧，是上天的关系啊！

王世贞 - 文学成就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

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王世贞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湿泥封”（《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的“涵星砚”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又如〔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

此外，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他的曲论见于《艺苑卮言》的附录，即《□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曰《曲藻》。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关键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由此出发，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他称赏《荆钗记》，因为它“近俗而时动人”；他批评《香囊记》，因为它“近雅而不动人”。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论时，或赞成，或驳难，都颇精当。

又传奇戏曲《鸣凤记》，一说为王世贞所作。也有人疑此剧是王的门生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戏曲及时地表现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自《鸣凤记》始。贯串全剧的矛盾冲突是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作者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手下的狐群狗党趋炎附势、凶残横暴。《严嵩庆寿》、《端阳游赏》、《文华祭海》等出，都有生动刻画。同时，作者又着意渲染杨继盛等人不畏权□、不惧牺牲的精神。《灯前修本》、《夫妇死节》等出，不仅塑造了刚烈忠臣杨继盛，而且还表现了深明大义的杨夫人。为作品内容所决定，此剧在艺术上突破了以生旦悲欢离合贯串全剧的惯套。但剧作将矛盾的解决寄托给嘉靖皇帝，亦表现了一定的局限。剧作结构有些松散，人物纷繁，且多数缺乏性格特征，是其弱点。

王世贞十分熟悉明代典故、史事。他的《□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记述盛事奇事、首相传略、朝野轶闻，均是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其中有一些颇涉谈谐、文笔清新的小品散文。

著有《□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山堂别集》100卷，《嘉靖以来首辅传》8卷，《觚不觚录》1卷，《读书后》8卷；还编纂《画苑》10卷，《王氏书苑》10卷。

王世贞 - 历史评价

1、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明史》 清·张廷玉总纂修

2、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於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虚憍恃气，持论遂至一偏。又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故其盛也，推尊之者遍天下；及其衰也，攻击之者亦遍天下。平心而论，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然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 　　——《四库全书总目》 清· 纪晓岚总纂修

3、肃皇帝时海内文学知名之士葢人自标帜云,而吾友凤洲王公最后起,实以异才博学横绝一世,每有撰造率揽汉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海内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学,直千古可废也。一时士人风尚大类王伯安（按：王守仁）讲学之际,而公之变俗有加焉。 　　——明内阁首辅·王锡爵

4、元美弱冠登朝，与济南李于鳞修复西京大历以上之诗文,以号令一世。于鳞既没，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墠，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舌。 　　——清初文学家·钱谦益

5、弇州道广……，此又沧溟（按：李攀龙）所无，即李（梦阳）、何（景明）亦无此声气之广也。盖弇州负沉博一世之才，下笔千言，波谲云诡，而又尚论古人，博综掌故，下逮书、画、词、曲、博、弈之属，无所不通；硕望大年，主持海内风雅之柄者四十余年，吁云盛矣！ 　　——清末文学家·陈田

6、古之王祥，德掩其言，今之元美，言掩其德。王祥不在能言之科，间与谈论，理致清远，是德掩其言也。元美作《艺苑卮言》，鞭挞千古，掊击当代，笔挟清霜，舌掉电光。天下士大夫，读其文想其丰采，远听遥度，必以轻俊薄夫，而不知其人殊长者，识无所不综，而量无所不包，宽仁爱人，盛德之声满里阎，而或不尽闻于薄海内外，是言掩其德也。 　　——明文学家·屠隆

7、千古之诗，莫盛于有明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家，四家之中，捞笼千古，总萃百家，则又莫盛于弇州。诗家之有弇州，证果位之如来也，集大成之尼父也。 　　——明文学家·胡应麟

8、今举世厌于鳞文，即元美奉之最亲而晚年已有异议，大约如《史》、《汉》语，辅以赘牙而己，非真《史》、《汉》也。即元美戈猎五车，于今故亡所不综；辨史才高，而六经之学似亦惘惘。故学元美者，入门甚便，去古弥远。道思先生尝云：学马莫如欧，学班莫如曾，吾正是学马、班，岂学欧、曾哉。第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汉》，余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而曰学马、班，亦可笑也。此语直为七子传神。然元美渊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尝私论：明文以金华（按：宋濂）、北地（按：李梦阳）、晋江（按：王慎中）、太仓（按：王世贞）为四大家。 　　——明末东阁大学士·蒋德璟

9、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注：词），有渐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按：刘基）、新都（按：杨慎）、娄江（按：王世贞）。然诚意（按：刘基）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按：杨慎）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按：王世贞）取晚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矣。 　　——明末抗清志士文学家·陈子龙《幽兰草词序》

10、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按：内阁首辅严嵩）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按：世贞父忬）方总督蓟辽，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按：世贞弟世懋）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按：徐阶，继严嵩后为内阁首辅）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后分宜因唐荆川阅边之疏，讥切思质，再入鄢剑泉之赞决，遂置思质重辟。后严败。弇州叩阍陈冤，时华亭当国，次揆新郑（按：高拱，继徐阶后为内阁首辅）已与之水火，正欲坐华亭以暴扬先帝过，为市恩地，因昌言思质罪不可原。终赖徐主持，得复故官，而恤典毫不及沾。鄢与新郑，俱思质辛丑同籍也。严、徐品行，不待人言，而弇州每于纪述，描画两公妍丑，无不极笔。虽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业有以自取之。新郑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辞。且词及簠簋，则未必尽然也。 　　当华亭力救弇州时，有问公何必乃尔，则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裾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 　　——明末文学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11、元美固精灵应世，尤博极充肆，才总群公，固将圣之资。其所涉览淹流，过目则诵，贯通经籍，备忆子史百家言。故其少未及冠而举于乡，经生业无足当意。始莅政刑曹，犹谓世未有可与者。乃得于鳞则大快，相与悉意吟研，追风雅之始，以逖荡感畅，冲融和绎，宫徵相宣，极风人之致。于是翕然复兴盛唐之际。……二君一振时弊，韵致远逸，律度飘举，时风顿回，莫不磨砺以相应和。……病遂大作，予往问焉，则见其犹手子瞻（按：苏轼）集。夫元美高出子瞻上远矣，而犹爱之者，非以其气节激昂有相类者耶？ 　　——明文学家·刘凤

12、先生（按：王世贞）天才纵肆，千载一人，率意所属，牢笼今古，穷极细微。方与历下李于麟氏（按：李攀龙）主盟斯文，力振出乡，学士翕然从之。半辞只字，流传人间，至为纸贵。 　　——明代名士·黄美中

13、嘉靖七子，王世贞才气十倍李攀龙；惟病在爱博，自珊瑚木难以及牛溲马勃，无所不有。乐府变化，奇奇正正，推陈出新，远非攀龙生吞活剥者可比。律体高华，绝亦典丽，虽锻炼未纯，不免华赡之余，时露浅率；亦未遽出攀龙下也。当日名虽七子，实则一雄；其自述曰：“野夫兴就不复删，大海回风吹紫澜。”言虽大而非夸。 　　——清初文学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14、祖质庵公（按：世贞祖父倬）尝置义田千亩赡族人，公复以膏腴益之，及四方有所馈入，往往缘手散施，咄嗟而尽。酒人词客、缁流羽伴叩其门,不以事辞昏夜;告急难,不以嫌辞;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请命当道不以非分辞。尤好以文字奖掖人。后生初学每得公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射影传相引重，或故干广坐字公以示亲目，匿而黜者甚或阴持幕中嚬笑私语卖公，公明知之一笑而巳，以故人皆归心。或恩及人而人不知所自，醉骂人而人反思之。迨公卒，闾阎儿女颦蹙相吊，海内士大夫无论知与不知，莫不太息焉。 　　——明内阁首辅·王锡爵 　　15、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惦倦如若己出。 　　——明文学家· 陈继儒

16、元美上窥结绳，下穷掌故，于书无所不读，于体无所不谙。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炉鞲，五金已齐，无不可型。其运用也，若孙武、韩信之在军，即宫嫔、市人，无不可陈，无不可战。左之，左之无不宜之：右之，右之无不有之，惟元美能耳。大较于鳞之业专，专则精，而独至；元美之才敏，敏则洽，而旁通。济南奇绝，天际峨眉，语绝高也：大海回澜，则元美自道，不亦洋洋乎！ 　　——明文学家·汪道昆

17、囊括千古，研穷二氏，练解朝章，博综名物，令人耳口不暇应接，则奄有唐宋以来作者之美，而周汉诸君子或缺焉。……先生能以周汉诸君子之才精其学，而穷其变，文章家所应有者，无一不有。搴华咀腴，臻极妙境，上下三千年，纵横一万里，宁有二乎？呜呼，盛矣！欲观明世运之隆，不必启金匮石室之藏，问海宴河清之瑞，诵先生集而知。 　　——明内阁首辅·王锡爵

18、当太仓（按：王世贞）、历下（按：李攀龙）坛坫争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数，辗转屡增。一时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趋风，乞齿牙之馀论，冀一顾以增声价。盖诗道之盛，未有盛於是时者，诗道之滥，亦未有滥於是时者。 　　——《四库全书总目》 清·纪晓岚总纂修

19、冯时可《雨航杂录》云：“皇甫百泉（按：皇甫汸）与王弇州（按：王世贞）名相埒，时人谓百泉如齐、鲁，变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称王。”王士禛《香祖笔记》以时可所评为确论云。 　　——《四库全书总目》 清·纪晓岚总纂修

20、元美夙负名节，练习掌故，雅志不朽，所著《弇州四部稿》、《续稿》、《别集》，卓然推一代词宗。 　　——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谈迁

21、国初诸老，犁眉、龙门，尚沿宋季风流，体制不谬。造乎成、弘以来，李何辈出又耻不屑为。其后骚坛之士．试为拈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称当行。正、嘉而后，稍稍复旧。而弇州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凡不能辨。又何焉？天运流转，天才骏发，天地奇才，不终诎于腐烂之程式，必透露于藻绘之雕章。时乎？势乎？不可勉强也。 　　——明文学家·钱允治《类编笺释草堂诗余序》

22、《柳塘词话》曰：王世贞自称弇州山人。于帖括盛行之日，而独以诗古文鸣世。词家亦皆不痛不痒篇什，而能以生动见长。以故汪道昆、李攀龙辈俱逊之。即弇州自谓意在笔先，笔随意往，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有境必穷，有证必切。匪独诗文为然，填词末艺，敢於数子云有微长。晚年学道，王稚登以书讽之，弇州答曰：“仆晏坐澹然无营，子嘲我未焚砚，笔砚固当焚，但世无士衡，以此二物少延耳。” 　　——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

23、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 　　——明宗室 书画评论家 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

24、国朝人文彬彬然盛丰，而所谓博雅君子大都伯仲之间，独嘉、隆以来，前有杨用修（按：杨慎），继有王元美（按：王世贞）二公。 　　——明·佚名

25、嘉隆以来藏书家，天下毗陵（按：唐顺之）与琅琊（按：王世贞）。 　　——清初诗人·吴伟业

26、弇州先生家藏琬琰之书，世擅雕龙之业，凡东序西清之秘，皆购而得之。而又束发登朝，扬历中外，且授馆延贤，吐哺下士，网罗散佚，博采异闻，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其是非不谬，证据独精。今考其书所称引故实，皆他人耳目所不经见。若非先生好古冥搜，一代之迹遂成零落。 　　——明兵部右侍郎·杨鹤

27、当公少时，一二隽士句饤字饾，度不有所震发，欲藉大力者为帜，而虚声感公，公稍矜踔应之，不免微露有余之势，而瓴建云委，要归于雄浑。迨其晚年，阅尽天地间祸福盛衰之倚伏，江河陵谷之迁流，与夫国是政体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络，而慨然悟霜降水涸之旨于纷醲繁感之时，故其诗若文，尽脱去角牙绳缚，而以恬澹自然为宗。……余故以先生而知明世运之隆合周汉为一也。 　　——明文学家、礼部尚书·李维桢

28、元美天才本高，生唐以前，亦足名家。吠声之口至今未已，文章得失岂有公是非哉？ 　　——清末文学评论家·谭献

tcxxx1051

明朝时文武双全的太仓人，嘉定人敢称西头阿卵?
清朝时太仓是嘉定的直接领导，嘉定人敢称西头阿卵?
我估计是民国时嘉定脱离太仓后，特别后来嘉定并入上海后，利用计划经济上海的优势比太仓过的好了，也就是势利眼。

yuan1398

tcxxx1051 发表于 2013-6-11 10:01
明朝时文武双全的太仓人，嘉定人敢称西头阿卵?
清朝时太仓是嘉定的直接领导，嘉定人敢称西头阿卵?
我估计是 ...

你怎么还在丫丫，就 这几个名人还好意思出来显摆，看看常熟昆山出的名人那个比你太仓少
安徽历史名人出的多吗，现在还不是被人称白完，
为什么称太仓人为西头阿卵，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为什么安徽人被称为白完

透乱

太仓州成立的时候，也就是从昆山独立了出个县，再从常熟嘉定划了一两个乡，成立了所谓太仓州。
嘉定最多也就北边的几个乡被划了过去（除了娄塘、唐行、华亭后来回到了嘉定，其他的现在还在太仓），嘉定县一直是苏州府直辖的。
太仓也就是在雍正后面升了格，1724年成了直属太仓州，1912年民国光复，取消了太仓州，总共200年都不到，还是在汉族沦陷期间。你去问问嘉定人、宝山人、崇明人，哪个认同太仓人的？太你妹。
嘉定正式建县最晚也是宋朝了，你太仓最早也只能算到明朝，论历史也就清朝的时候牛比轰轰了一下，那还是当汉奸换来的。都知道杨州10日，嘉定3屠，要不要来给你个太仓走狗的称谓？大家不骂你太仓是给你面子，为了不影响团结，别蹬鼻子上脸还说什么太仓管过嘉定，死了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