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0741

如果道德成本很低，违反道德又不会有什么损失，又有实际利益．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都去违反，那么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了．
社会发展的层次不同，道德判定的水平也是不同的．西方各国都论证那么久，才形成现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公共秩序．我们也需要时间．

意义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楼主提到的素质问题。
外因人也有极差素质的人，而国人极高素质的也多的是。
只要每个人都想到反省素质，从别人身上折射出自己的影子，
而并非妄加评论别人的功过是非，
那么这个问题就引韧而解了。

婧琼懿

关于素质，或是人，我想本身没有好坏吧，
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或者说，是不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

苦沙弥

一、素质的分类。
姑且不论素质的八股概念，将素质按自然时间属性一分为二，即先天素质和获得素质；按种类属性一分为三，优良素质、低劣素质和伪善素质。
似乎我们现在受争议的是集中在先天素质上，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即使先天素质都是等同起来的，那在获得性素质上，中国做得多好？政府的宣传是否到位？如果到位了，那么公民又是否自觉遵守？7不规范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现在的素质状态又归属于那种属性呢？优良？低劣还是伪善？

二、人群的素质定位。
1、人群的分类：分类依据是知识本位和职务本位。
A、普通劳动群众，泛指普通工人农民及一切非高知和非高职；
B、知识分子；
C、有一定权力的人。
2、素质定位概论：预设所有人群先天素质基本相同。
A、普通劳动群众中获得素质较少，获得素质的构成分布中，优良素质、低劣素质或参半，伪善素质成分很少；
B、知识分子中获得素质较多，其成分构成分布中，优良素质占50%、低劣素质占30%、伪善占20%。
C、有一定权力的人中获得素质或最多，其成分构成中，优良素质占45%、低劣素质占25%、伪善占30%。

三、提高先天素质和获得素质的解决办法。
1、法制手段；
2、道德手段，比如，切实可行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3、教育手段等。
目前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是严重脱节的，文化差异和香港差距50年，和西方国家差距100年。
插队、乱穿马路、闯红灯、随地吐谈（在外地一些比较发达的2级城市甚至还存在着随地大小便）乱扔果皮纸屑等，而问题在于国人都知道这些行为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就不自觉呢？难道西方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就在这些起码的行为准则上面至今还需要政府花大价格来教唆人们遵守？中国5000年的历史是如何进化的？他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成正比的吗？

       

       

此贴由 苦沙弥 在 2005-04-05 17:54:17 最后编辑

ast0741

错误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答案的，换个方法思考一下吧．
公共秩序的建立　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原本只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化不高，怎么会有城市的公共秩序准则．你要批评政府还是批评传统文化？
批评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的时候早就开始了，到文革最激进了．批评政府的话也用不着绕这么大一个圈．
不过千万别把素质和民族劣根性扯在一起．

江湖

关于制度与道德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先人还是把政治的核心视为德教。近代的密尔更是明确提出：优良的政治制度的标准在于其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其人民道德和智力水平的提升。

尽管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民主概念不同，但在合理的政治制度是培养该制度所需要的人民的首要途径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用今天的话讲：只有民主才能培养具有民主素质的公民。

关于民主与道德的关系，托克维尔于19世纪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最早洞察到了另一方面：没有社会道德基础的民主往往成为暴政的外衣。

可见，制度（民主）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些伟人终其一生不都是力图化解其中的矛盾吗！中国古人的大同社会理想、西方的城邦共同体理想的核心也就在此了。

苦沙弥

前一阵电视有一条新闻，一个拉油的车出事后，许多村民争先恐后地跑来，当时以为是抢救人，但他们却是在抢油，大桶小桶，开着农用车，全家都出动，甚至呼唤七大 姨八大婶地一起来抢，任凭货主车主及警察村书记怎么劝都无法劝阻，后来拦车根本就没有人停下来拉受伤的司机，最后导致司机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还有个例子，广东省一个山路总是发生交通事故，许多车在一个拐弯处总是发生事故，而且发生事故的车有许多是到山里游玩的广州市民，发生车祸现场非常惨，一个交警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地方不是很陡，而且司机都是很有经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一调查，原来是当地的村民在马路上倒上汽油，使汽车打滑控制不住导制事故，而且出事后规定好价格，一个车五十元，山民排队轮上你你就交钱抢货，非常有组织的抢，许多人因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而广州市民每年都要捐助给这个村子，没想到却得到这种报答。
ast0741网友你觉得这两个新闻报道的例子是农业国家这个称号就可以开脱国人素质问题的借口吗？道德准则是不能以城市国家和农业国家来评判的，道德标准对于没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唯一要做点解释的只有“穷”。可是古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是千古名句吗？但是它在人们心中到底扎根有多深？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

ast0741

照你的意思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素质很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谁是国民素质低的始作俑者？
　先说说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过去国人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无限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后来国家对毛泽东极左路线予以全面否定，今天的宪法依然把毛泽东思想当成国家指导思想，但在政治实践中又看不到毛泽东思想的踪影。如此大起大落，否定之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把国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政治素质从何谈起？

　　国民文化水平低政府难辞其咎。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早被有关部门篡改为有偿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日本国早在150年前远远落后于满清王朝时，就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去年我国GDP超过了10万亿元，政府仍然未能兑现义务教育。多少年来，国家对教育拨款远远低于世界4％的平均水平，国人文化水平不能提高怨谁？

　　若说中国人思想水平低纯属自打耳光。我国的政治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从不间断，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政工机构和政治思想工作者，主流媒体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所宣传的据说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先进的思想，官方人士为了否定直选宁可如此贬低自己工作业绩，真是匪夷所思。

　　道德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如今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原因很简单：民德为草，官德为风，风吹草偃。如今贪官污吏如雨后的蘑菇，硕鼠成灾法不责众，官场上盛行劣币驱逐良币。上梁如此之歪，下梁何以正之？

　　明明是执政能力差造成了国民素质低，现在某些人物却倒打一耙，说由于国民素质低．

苦沙弥

素质当然不是你识不识字,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素质也就是像贵网友所说的是社会风气,是人的行为习惯,上梁要正,下梁才能不歪,这是每个中国的古人和现代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
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官员不是特殊人群。官员也是从人民中出来的。是中国的官场把官员毁掉的，到头来还是民族劣根性，才把官场给毁灭的。
人们说“穷则思变”，但是这种穷则思“盗”的行为你能接受？官场如此民众也是如此，我要的是国人的反思不是推卸责任，我敢于面对自身的素质，为何国人却总是习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呢？就像官场大叫民众素质文化不高，而民众却大喊官员党风不正。但是事实是不管是官员和民众都是存在素质问题，一个伪善，一个低劣！
说穿了素质问题不过就是一顶帽子，又或者一块遮羞布，一根敲人的棒子。
       
       

此贴由 苦沙弥 在 2005-03-27 11:27:51 最后编辑

ast0741

这是由于市场经济而把人性恶的一面引出来的，在全世界都有的．不仅仅是在中国．你其实真正引出来的的　人是理性的这个经济学假定
       

　　市场经济是从微观层面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运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根本立足点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市场行为。市场经济原则赋予每个经济主体以自主、平等的经济地位，并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方式，解决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市场经济不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的超经济关系，视自主、平等为确定、普遍的原则。但在实际运行中，市场原则的普遍一贯性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得以最终保证，还有赖于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
    市场经济的运转被归结为各个经济主体的竞争，其心理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原则确认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是个体的“趋利避害性”，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主体才去参与竞争。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反倒被视为“导出”结果，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已不具有基础性意义。
    “趋利避害性”根源于人的“动物性”。从道德教化角度看，这是在人性的提升过程中需要削弱和消解的内容。不过，人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现实过程，“理想”是在现实层面的升华。伦理道德的“应然”和社会历史的“实然”的绝对对立只能导致混乱。没有有序发展的现实，人性的理想化便失却了根基，对人类的伦理关怀和终极担待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合理利用。首先，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生活制度，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在人的内省、超越意义上讲，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生活类型。故而人的自然属性在有限范围内被刺激、利用，并不必然导致人类内在生活的贫困，也不会对人之为人的理想人性的塑造产生根本性伤害。人尽管有其现实性，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人与现实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严格决定论”的。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世界，他不光有向外的追求，还有向内的追求，人是唯一拥有内省能力的动物，应该能够克服那些由于对自身原始生命冲动的利用而产生的负效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确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总体制约”，尽管在某些时候有过一些可怕的“群体疯狂”。其次，合目的性是规范理论的一贯追求。市场经济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改变人的存在环境，进而更新和完善人格，提高精神文明水平，所以，市场经济原则上也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虽然那种合目的性因其采用的形式而容易变得扑朔迷离，但只要规范调适得当，总能够彰显人的目的性。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文化筹划中，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为“道德经济”。再则，从人格理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给每个经济个体创造了实现潜在可能性的几近无穷的机遇，强化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竞争、自强的进取意识。当然，肯定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基本驱动力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完美无缺，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大的困难。目前的社会问题大体可归为三类：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问题。如失业、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国有经济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乃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造成国有经济受损等。⑵.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行为主体超越规范造成的问题。如权力腐败、制售假冒伪劣、“黄、赌、毒”泛滥等。⑶. 市场经济运作机理本身造成的问题。如占有欲膨胀、道德滑坡、意义失落；人和社会的平面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金钱化等。第一类问题大部分可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产生新问题，设立新规则，规则可能滞后，但必竟是良性循环。因历史原因，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规则滞后，也是暂时的，不必苛求。难点在于，制度化结构不可能天衣无缝，“钻空子”在现实中存在，理论上也不无可能。“钻空子”的动机说到底还是“私欲”，仅靠完善制度实难根本铲除。第二类问题原本就不是制度化结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化结构是否能够有效运作的问题，它关涉到人对制度的自觉，关涉到人的道德水准。第三类问题最难办。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这类问题层次便越深，严重程度亦愈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以限制“占有欲”为己任的，说它因刺激“私欲”而显得更具活力或许更恰当些。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功利价值观本身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外展”的而不是“内收”的，而且在向外施展的过程中并无确定的界限。功利价值观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铺垫，固有的外趋指向决定了它不会囿于经济生活这一狭小范围，它具有扩张到并企图支配人的全部生活领域的顽固态势。当代的政治、艺术、体育、家庭、人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不同程度地功利化，被金钱所玷污，就足以为证。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实现“目的性”的严重障碍，它们的最终解决唯一可资依赖的只能是道德教化。事实上，没有道德教化的经济生活制度是跛脚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有活力的、能够凸现人的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必然内在地要求道德教化

此贴由 ast0741 在 2005-03-27 11:38:12 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