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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崇尚马克思在历史领域的“必然说”。但有时候想想,很多事情真的很难说是偶然还是必然。
划时代的历史时候很多都是由太监创造的。郑和与海、蔡伦与纸,这也能用历史的必然来解释吗?(与此高度类似的是东方不败和葵花宝典,黄裳和九阴真经) 
感觉中国人历来不缺乏实现伟大壮举的能力,但中国人却历来缺乏对自己伟大壮举意义的理解。作为防御工事,世界上无出长城之右;世界最长的京航运河,其重要性远比不上比它短多了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
没仔细想过其中的原因,初步认为还是由于我们的”“天朝大国”思想背景的作祟。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实际和中国是一样大的,在我们所能认知的地理范围内进行的活动,自然就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也就不可能实现类似欧洲人那样的全球性历史企图了。
再往上推,这天朝大国的思想又是哪里来的?个人认为还是受大陆情结(即红色情结,与海洋情结或称蓝色情结向对)影响。历史上,通过通商和战争,我们曾与欧洲那么接近,我国自古以来通过陆地媒介的全球化交流从来没有落后过,落后的是以海洋为媒介的交流。
中国人对海洋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受固于大陆情结的影响,海洋对于国人就是个神秘的后花园,神秘莫测,但有充满了幻想和刺激。于是朱棣就派个仆人代替自己去实现这个探险的过程,完全就是一种游戏休闲的心态,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
而欧洲人不同,民族关系复杂,人多地少,矛盾突出。海洋的开拓程度和通过海洋与邻邦的交流程度对他们是生死攸关的。这就不是玩的心态了,是玩命的心态了。
基于以上背景,形成种种历史结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也有助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和思想上我们总和日本格格不入。日本虽是我们的邻居,但由于地理原因,其实质确实欧洲式的蓝色性格。
有人说为什么东南亚的一些岛国不像日本看上去那么讨厌呢?
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上在东亚的强势主导地位,整个东亚的文化实际深受大汉文化影响,一定程度上被我们同化了;日本和我们交流主要集中在唐代等比较开放的朝代。而我们处于开放朝代时的文化又是比较普遍性和世界性的,较少具有典型的民族个性,所以能影响别人的时候缺乏交流,有交流的时候又没性格。因此我们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一直未能实质性的影响到日本。
第二方面,蓝色性格的形成不只成因于岛国的地理位置,岛国的地理位置是蓝色性格的特征,其要件却是资源匮乏。欧洲的资源绝对值不算匮乏,但人口多,矛盾杂,对资源的争夺导致了相对的资源匮乏。日本却属于天然的资源绝对值匮乏。而东南亚诸岛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宜人,资源充沛,所以难以形成真正的蓝色性格。
此贴由 season 在 2005-08-03 22:48:41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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