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帖][转贴]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風間隼人

因为写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一本小说都不看，但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王芸生为大公报写的社论，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很高明，虽然是一个报人，但他比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在对现代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现代史的判断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明智，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史的判断没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现代史的判断，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  
　　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时，那些社评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那个时代，他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时间连载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进行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大公报在言论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自由主义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持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人格。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在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时，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所以他们在学术上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分子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是王芸生一篇旧作。他发表时曾有一个“补识”，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有感而发。他在重庆看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真正看清楚的人不多，王芸生算一个。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抄给傅斯年，抄完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发表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此点倒是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  
　　大公报立场，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现代史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有卓见。毛泽东在重庆，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近年读书，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近世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吴宓日记》这样记载：“夕七──八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王芸生和当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认识，差不多都是吴宓这样的立场，现在看，有远见的，是他们。


各位看官看過算數，本人套用同志們經常用的一句話：保留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