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明宰相王锡爵到复社领袖张溥看太仓人的政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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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明代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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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太仓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一品大员。万历十二年至十八年（1584～1600）任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五月 （1593～1594）任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任职时间前后共5年多。卒后，赠太保，谥文肃，赐葬，敕建专祠。



中文名王锡爵


国    籍明代


出生地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



出生日期1534年


逝世日期1614年


字元驭


号荆石




目录

1生平简介

▪ 人物评价▪ 与申时行▪ 著述名录▪ 后代子孙

2明史文载

3墓葬出土

4作品选摘

▪ 诗作▪ 词作

1

生平简介编辑据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元代时，王锡爵的祖辈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迁徙至今太仓浏河。王锡爵为太仓王氏第十一世孙。相传，王锡爵出生时，正巧有一

王锡爵像[1]

群喜雀飞集其家院宅，因古时“雀”与“爵”通假，遂起名锡爵。
王锡爵自幼聪明颖异，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以谨慎严厉著称。万历五年（1577）升詹事府詹事，并兼管翰林院、充任掌院学士。此时，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提出“夺情”之议（即可以在职居丧不守孝），与封建思想不符遭到众臣反对，神宗却对翰林编修吴中行等夺职并廷杖，王锡爵求情皇帝与张居正均无效，并送礼为他们充军饯行。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不少官员联名请张居正回朝，锡爵拒绝签名，却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
张居正去世后，受到反对派的疯狂攻击，神宗也置张居正的丰功伟绩于不顾，一反常态，对他这位“恩师”、“先生”大打出手。张居正死后的第一年就被追夺官爵，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神宗召回了一大批当初反对张居正的人。当时很多朝臣都以诋毁张居正为自己捞取名利，而王锡爵却上书当权者，指出：张居正为相时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是有政绩的，不应该全盘否定。认为“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
万历十二年（1584）冬，王锡爵被召回朝中，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宰辅。王锡爵一上任便奏请神宗：疏远谄媚之臣，禁止钻营求官，戒除虚浮，节约开支，广开言路。这些建议均被采纳，并受到神宗的褒奖。
当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人相谋划，认为王锡爵在朝廷内外颇负时望，而且过去与张居正不合，所以力推王锡爵加入内阁。待王锡爵入阁后，与申时行十分投机，反而出疏竭力排挤李植等人，李植等遂去。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而且王锡爵与申时行又是同科，同郡，然而申时行生性柔和，而王锡爵性刚负气。
万历十六年（1588），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位列第一。礼部郎官高桂、刑部主事饶申上章奏论，以为此科大臣子弟连连中选，恐有不公，请复试举子。王锡爵十分气愤，连连上章为自己申辩，言语十分激愤。复试结果，王衡仍排第一。因此，饶申被逮下狱、除名，高桂贬斥边方。御史乔璧星请皇上戒谕王锡爵，务必要宽洪大量，作一个“休休有容”的大臣。王锡爵又上疏为自己辩白。此事对王锡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他的威望有所降低。
当时群臣纷纷上书请神宗早立皇储，以定国本，神宗皆不听。王锡爵上疏建议神宗“勤御朝讲，日亲大臣，经常披阅章疏而早定根本”，神宗“温旨报闻”。万历十八年（1590）元日，神宗驾御毓德宫，召内阁辅臣进见。神宗牵着皇长子的手，用以说明他们父子二人关系很融洽，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大臣们连忙跪拜。神宗于是手谕各大臣：“伦序已定，朕何敢私？特以皇长子羸弱，待十年后，大典并行。”
万历十九年（1591）夏，以母亲患病，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万历二十一年（1593)，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相继离开内阁，宰辅乏人，神宗遂又召王锡爵回朝，拜为首辅。此前神宗曾答应于二十一年春举行册立大典。朝臣们都在拭目以待。王锡爵密请皇上早做打算，神宗想出新的拖延理由，将三位皇子并封为王，数年后，如果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册立。王锡爵顺从地奉诏拟旨，提出了“三王并封”之说。即将长子常洛、三子常洵、五子常诰同时封为藩王，虚太子位以待。此说一出，举朝哗然。大臣们把矛头直指王锡爵，群臣弹劾之章如雪片般飞至，造成内阁与部臣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后迫于公论，神宗不得不取消“三王并封”。
万历二十一年（1593）秋，皇太后生辰，神宗接受群臣朝贺后，独召王锡爵于暖阁，王锡爵再次力请早定国本。神宗说：“中宫有出，奈何？”锡爵言道：“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神宗听了很感动。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终于下诏，请皇长子出阁读书。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制，举朝上下一片欣慰。
王锡爵在任首辅期间，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神宗全都照准。他还解救过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以上都受到大家一致称赞。但在考察在京官

王锡爵石刻像[2]

员时，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秉公罢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这其中有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有王锡爵的旧属，于是内阁与部臣的关系再起冲突，结果神宗下旨将赵南星先是降三级，调外任用，后竟革职为民。连一大批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贬谪。朝臣们自然把这些都算在首辅王锡爵的身上，认为是他一手操纵的，因此对他十分愤恨。王锡爵多次上书申辩无效，遂连上八疏辞去了相职，回乡养老。七年后，皇太子册立东宫，神宗特遣官赐敕存问，言：“册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故从延缓。知卿忠言至计，尚郁于怀，今已册立、冠婚并举，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谕知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推内阁大臣时，神宗虽然任用了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但仍惦念王锡爵，特加少保衔，遣官召他赴任。王锡爵三次婉辞不就，神宗坚持任用。当时言官们的势力很强，每日奏章不断，王锡爵遂进密帖给神宗，让神宗“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言官们听说后，引起公愤。纷纷上章弹劾，将此前旧账又都搬出。王锡爵本不准备就职，于是更加决心杜门养老。神宗虽然越加眷顾，王锡爵就是执意不出。三年后，病逝于家，享年77岁。朝廷赠他太保衔，赐谥号文肃。
人物评价王锡爵当宰相能以大局为重，勤政廉洁，敢于建言，勇于直谏。当年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到朝即提出“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6项建议。这些都是与关朝政的大事，都堪称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因此全为皇帝所采纳，并受到褒扬。他过于清介耿直，因而没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明史》概括王锡爵的性格特点，用了4个字“性刚负气”。性格刚直，应该说是一个人的优秀品德，难能可贵；但是，负气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特别是作为朝廷大臣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决不能感情用事。
与申时行王锡爵与申时行都是万历皇帝亲政时期的宰辅，两人同是苏州人，但他俩性格完全不同：申时行忍辱负重，甘当“和事老”，堪称苏州柔性政治家的典型，而王锡爵纯正直率，刚直负气。在苏州宰相中，王锡爵与申时行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有许多相同点：王、申两人同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一

王锡爵半身像[3]

同参加壬戌科会试，一同参加殿试，同是一甲进士。申时行是一甲第一名状元，王锡爵紧随其后是一甲第二名榜眼；王锡爵虽然屈居第二名，但他是会试第一名会元。王、申两人同在翰林，两人同是万历朝的宰相，都官至首辅。
申时行于万历六年三月（1578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任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阁参与机务；七年十二月，加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九月，由太子少保晋太子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首辅），十二年九月，晋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至十九年九月（1591年）致仕。王锡爵入阁比申时行晚了六年半多，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副宰相），次年六月正式入阁；十五年二月，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十九年六月归省；二十一年正月还朝，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晋太子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同年五月致仕。
两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昆曲，家里都养有戏班子，都有相当高的水平。明末，苏州一带士大夫家蓄养戏班成风。王锡爵家的戏班请来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嫡传弟子赵瞻云和魏良辅的女婿、歌唱家张野塘指导，可见其档次之高。汤显祖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问世后，第一个演出该戏的便是王锡爵家的戏班子，演出达到了“曲尽其妙”之境界。而申时行家的“申班”则更胜一筹，人称是江南梨园之首。“申班”尤以演《鲛绡记》最佳最有名气，时有“申鲛绡”之誉。
著述名录王锡爵博学多识，著作有《王文肃集》53卷，附录2卷，《文肃奏草》23卷。王家喜藏书，家有“赐书堂”，收藏书籍、书画甚富。王锡爵笔法秀颖，依稀有翡翠兰苕状，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称他“深于书。书尤深于唐碑。晚年犹悬碑刻满四壁，特不欲以书名耳。小楷清整秀劲，大可径寸者尤骨重脉和，特写合作。
后代子孙王锡爵独子王衡也是榜眼，人称“父子榜眼”。王衡自幼体弱多病，先于其父辞世

王锡爵故居“四王”雕像

，留下独子王时敏。王时敏自幼由祖父抚养，祖孙感情甚笃，直到弱冠之年成婚，才离开祖父独居。王时敏青出于蓝胜于蓝，成就为一代大画家，被时人誉为“国朝画苑领袖”，是享誉海内外的“四王画”领衔人物，占画坛正统地位近三百年。王时敏生有九子，个个都参加过科举，考中进士。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第八子王掞，清代官至大学士，因此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锡爵子王衡和孙王时敏又荫赠一品，因此，又称为“四代一品”。王掞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是以太子老师的身份与康熙老臣的身份频频亮相于荧屏的。
王时敏的孙辈中最著名的当属次子王揆之子王原祁。王原祁因画艺著称于世，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合称“四王”，其画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锡爵的后代在太仓世代居住，其家族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2

明史文载编辑王锡爵，字元驭，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至祭酒。万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锡爵要同馆十余人诣居正

王锡爵

求解，居正不纳。锡爵独造丧次，切言之，居正径入不顾。中行等既受杖，锡爵持之大恸。明年，进礼部右侍郎。居正甫归治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己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即家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还朝，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帝咸褒纳。
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相构，以锡爵负时望，且与居正贰，力推之。比锡爵至，与时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去。时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锡爵与时行同举会试，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十六年，子衡举顺天试第一，郎官高桂、饶伸论之。锡爵连章辨讦，语过忿，伸坐下诏狱除名，桂谪边方。御史乔璧星请帝戒谕锡爵，务扩其量，为休休有容之臣，锡爵疏辨。以是积与廷论忤。
时群臣请建储者众，帝皆不听。十八年，锡爵疏请豫教元子，录用言官姜应麟等，且求宥故巡抚李材，不报。尝因旱灾，自陈乞罢。帝优诏留之。火落赤、真相犯西陲，议者争请用兵，锡爵主款，与时行合。未几，偕同列争册立不得，杜门乞归。寻以母老，连乞归省。乃赐道里费，遣官护行。归二年，时行、国及王家屏相继去位，有诏趣召锡爵。二十一年正月，还朝，遂为首辅。
先是有旨，是年春举册立大典，戒廷臣毋渎陈。廷臣鉴张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锡爵密请帝决大计。帝遣内侍以手诏示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王。锡爵惧失上指，立奉诏拟锡谕旨。而又外虑公论，因言「汉明帝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刘后皆养诸妃子为子，请令皇后抚育元子，则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号以上压皇贵妃」，亦拟谕以进。同列赵志皋、张位咸不预闻。帝竟以前谕下礼官，令即具仪。于是举朝大哗。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群诣锡爵第，力争。廷臣谏者，章日数上。锡爵偕志皋、位力请追还前诏，帝不从。已而谏者益多，而岳元声、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于孔兼、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民、项德祯等遮锡爵于朝房，面争之。李腾芳亦上书锡爵。锡爵请下廷议，不许。请

王锡爵

面对，不报。乃自劾三误，乞罢斥。帝亦迫公议，追寝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议行。锡爵旋请速决，且曰：「曩元子初生，业为颁诏肆赦，诏书称『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复何疑而弗决哉？」不报。
七月，彗星见，有诏修省。锡爵因请延见大臣。又言：「彗渐近紫微，宜慎起居之节，宽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积聚以广恩。」逾月，复言：「慧已入紫微，非区区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储一事可以禳之。盖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灾。诚速行册立，天变自弭。」帝皆报闻，仍持首春待期之说。锡爵答奏复力言之，又连章恳请。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门受贺毕，独召锡爵暖阁，劳之曰：「卿扶母来京，诚忠孝两全。」锡爵叩头谢，因力请早定国本。帝曰：「中宫有出，奈何？」对曰：「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帝颇感动。锡爵因请频召对，保圣躬。退复上疏力请，且曰：「外廷以固宠阴谋归之皇贵妃，恐郑氏举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动，手诏谕锡爵：「卿每奏必及皇贵妃，何也？彼数劝朕，朕以祖训后妃不得与外事，安敢辄从。」锡爵上言：「今与皇长子相形者，惟皇贵妃子，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皇贵妃不引为己责而谁责？祖训不与外事者，不与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贵妃亲子，陛下得不与皇贵妃谋乎？且皇贵妃久侍圣躬，至亲且贤

王锡爵书法《赠绍谷诗卷》

，外廷纷纷，莫不归怨，臣所不忍闻。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归功皇贵妃，陛下尚以为疑。然则必如群少年盛气以攻皇贵妃，而陛下反快于心乎？」疏入，帝颔之。志皋、位亦力请。居数日，遂有出阁之命。而帝令广市珠玉珍宝，供出阁仪物，计直三十余万。户部尚书杨俊民等以故事争，给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谏。帝遂手诏谕爵，欲易期。锡爵婉请，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阁礼成，俱如东宫仪，中外为慰。
锡爵在阁时，尝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振河南饥，帝皆无忤，眷礼逾前后诸辅臣。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为世所称。特以阿并封指被物议。既而郎中赵南星斥，侍郎赵用贤放归，论救者咸遭谴谪，众指锡爵为之。虽连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谅也。锡爵遂屡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为出内帑钱建醮祈愈。锡爵力辞，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赐道里费，乘传，行人护归。归七年，东宫建，遣官赐敕存问，赉银币羊酒。
三十五年，廷推阁臣。帝既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还念锡爵，特加少保，遗官召之。三辞，不允。时言官方厉锋气，锡爵进密揭力诋，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等语。言官闻之大愤。给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栋等论不已。锡爵亦自阖门养重，竟辞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七。赠太保，谥文肃。
子衡，字辰玉，少有文名。为举首才，自称因被论，遂不复会试。至二十九年，锡爵罢相已久，始举会试第二人，廷试亦第二。授编修，先父卒。
锡爵弟鼎爵，进士。累官河南提学副使。

3

墓葬出土编辑1966年12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墓葬位于苏州城西约五公里左右，在虎丘山的西南，枫桥的东北，南向楞伽山离运河约半里许。苏州市博物馆在贫下中农协助下，进行了清理。确认此墓为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王锡爵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了官员的忠靖冠服，衣长128厘米、袖长116厘米、宽44厘米，胸前缀有补子。同时出土的还有忠靖冠、玛瑙发簪、铜香炉、小脸盆架、小木床、小马桶、小木椅等，文物现藏于苏州博物馆。

香炉、桌椅等

发簪

忠靖冠

4

作品选摘编辑诗作【友人斋居却寄】
白云幽卧处，不向世人传。
闻在千峰里，心知独夜禅。
辛勤差薄禄，依止爱闲田。
惆怅王孙草，青青又一年。
【泛湖杂兴】
湖村千树隐，白浪片帆明。
寺竹翻云乱，林花涌雪平。
寒归人影澹，香度酒痕清。
东去神仙宅，麻姑问旧盟。
【芦河群雁】
别浦芦花烟水深，秋风翔集候时禽。
青霄不断成奇字，紫塞何芳寄远音？。
饮啄浑无缯缴虑，往来宁系稻粱心。
随阳好结能鸣侣，春色联翩满上林。
【题红白莲花】
芙蓉幕里一枝芳，宫彩纷披白玉堂。
借得红酣刚半面，疑来朱粉剩残妆。
银河月照天孙锦，华渚虹飞素女裳。
知道寸心含不尽，秋风故合雨花香。
【送人游西湖】
月明仙佩下吴关，兴在西湖第一山。
天上客乘黄鹤去，镜中僧自白云还。
六桥烟树含秋态，八月江潮壮酒颜。
老我旧游浑寂寞，十年魂梦忆跻攀。
【山中偶成】
自剪朱霞补白袍，倚天还诵碧云谣。
山前流水万里去，石上长松千尺高。
清磬时鸣玄圃玉，洞箫新截碧天梢。
皋兰踏破春江月，笑弄银钩戏紫鳌。
【题二色牡丹】
洛阳女儿红颜饶，血色罗裙宝抹腰。
借得霓裳半庭月，居然管领百花朝。
【新秋远望】
不禁衰鬓怯西风，隐几萧条望远空。
落日红霞秋色里，满天清露月明中。
词作【南歌子·游仙词】
月色依微照，云光浅淡流。卷帘同上最高楼，试看海天万里、好清秋。
酌酒金螺小，调笙玉指柔。更深鹤背冷飕飕，劝我今朝且住、莫归休。
【渔家傲】
芦笛萧萧秋正晚，小舟移处沙汀浅。藕嫩鱼肥莼更软。新酒暖，妻儿列坐周船板。
明月满江风似剪，夜寒添著蓑衣短。漫酌缓斟知几碗。星斗转，一声横笛青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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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明代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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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1602～1641），明代文学家。初字乾度，后字天如，号西铭。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中文名张溥


别    名天如


国    籍中国


出生地太仓


出生日期1602年



逝世日期1641年


职    业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


主要成就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
兴复古学


代表作品《五人墓碑记》




目录

1生平简介

2文学成就

3张溥之死

▪ 少年张溥▪ 重新当上了首辅▪ 政党之魁

4明史文载

5诗作选摘

1

生平简介编辑张溥出身官宦门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当面称他“塌蒲屦儿”，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不出息”。张溥遭此侮

张溥半身像

辱，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把自己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自己的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明史》记有张溥“七录七焚”的佳话。
崇祯四年（1631年）成进士，授庶吉士。与同邑张采齐名，时称“娄东二张”。天启四年（1624年），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称为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遍及全国，超过三千人，平时以文会友，兼又评议时政，“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天启六年（1626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声势震动朝野。 《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崇祯三年（1630年）张溥和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同时中举，隔年又与吴伟业中进士，改庶吉士。崇祯十年（1637年）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与张溥一起推举周延儒复出。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张溥等结党，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说他是病卒于家。计六奇《明季北略》中说张溥被吴昌时下毒，当夜腹部剧痛而死。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张溥死后由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

2

文学成就编辑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著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另著有《万宝全书》，记述了当时博奕娱乐（如象棋棋谱、中式骨牌）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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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之死编辑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一）“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四），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陈子龙《哭张天如先生》二十四首之二十），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

张溥石刻像

溥。
少年张溥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重新当上了首辅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沟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

张溥塑像

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二月， “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政党之魁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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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文载编辑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
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日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读者若经生，无间寒暑。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抶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方枋国事，下所司。迁延久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扬、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三人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者，尝为苏州推官，坐事罢去，疑溥为之，恨甚。闻文声讦溥，遂伏阙言溥等把持计典，己罢职实其所为，因及复社恣横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旨谯让。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党薛国观系狱，未知溥卒也，讦溥遥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采结党乱政。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及是，至发、国观亦相继罢，而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明年，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帝御经筵，问及二人，延儒对曰：“读书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为荐之？”延儒曰：“二人好读书，能文章，言官为举子时读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诚如圣谕，溥与黄道周皆偏，因善读书，以故惜之者众。”帝颔之，遂有诏征溥遗书，而道周亦复官。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帝悉留览。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卒时，年止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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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选摘编辑【惜行】
花开莺去日，石烂水清时。
不惮山川阻，空劳风雨随。
车中呼小字，桑下问柔荑。
一别无杨柳，临流应赋诗。

钻石星辰拳

lz你跟棒子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