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袁世凯称帝之谜

season

民国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冯国璋至北京谒见袁世凯，谈及外界传闻纷纷的所谓袁欲帝制自为的问题。袁世凯对此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冯国璋将谈话内容转告给了梁启超，后刊登于亚西亚报。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内容如下：
　　 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言：“华甫（冯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言：“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以此事逼我，我只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从此不问国事。”①
　　 袁世凯这一番剖白心迹，入情入理，使冯国璋确实相信复辟帝制不会发生，从而放心地回到南京。但根据袁世凯女儿回忆，在与冯国璋谈话之后，袁世凯当晚曾连声说道：“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②这说明冯国璋之言意在试探，而袁世凯不意自己手下亲信大将亦不支持帝制，只得虚言暂为掩饰。但在时人眼中，上面袁世凯的自我表白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原因在于：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新约法是名副其实的“袁氏约法”，规定废除责任内阁制，实行权力近乎“无限”的总统制：大总统总揽一切国家行政大权，设立政事堂作为归属总统管辖的行政机构；大总统有公布法律，提出法律案，发布命令，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官员、宣战、媾和、缔约、统率全国陆海军，接受外国大使、公使、宣布戒严，颁发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宣布大赦、减刑、复核等权力；此外，总统还有权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否决立法院议决的法律案，直至解散立法院；有权召集或解散议决宪法的国民会议，公布实施宪法；可以提议召集约法会议增修与宪法有同等效力的约法；总统还可以提出预算案和决算报告书于立法院，国家重要支出的废除或裁减须大总统同意，大总统有财政紧急处分权，等等。由此看出，袁氏总统的权力不受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有效制约，直可与封建帝王相比拟。
　　 而且在1914年12月28日，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并于次日由袁世凯正式公布实施。新《选举法》的要点为：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凡属大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参政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大总统连任之决议，即无须改选；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人三人于选举会，选举会由参政院和立法院议员各50人组成，由大总统召集，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新的总统选举法实际上确立了袁世凯终身总统的地位，而且还为其子孙世袭准备了法理基础。
　　 《民国约法》以及《总统选举法》，都已经将袁世凯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提高到了帝王的程度。此时的中华民国虽然还有共和制度的外壳，但实质上已经成为了袁氏王朝，袁世凯成为了一位“帝王”总统。既然已经大权在手，仅仅为了虚名而去复辟帝制，可谓是殊为不智，以袁世凯一身宦海沉浮所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断不至出此下策。这就是冯国璋为何相信袁世凯剖白心迹的原因，同时也是当时舆论的普遍观点。
　　 但此后的历史发展却恰恰嘲弄了人们的理智，从1915年，主张复辟帝制的宣传在北京喧嚣尘上，袁世凯在各省国民代表的劝进之下，于1915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正式复辟封建帝制。袁世凯此举可谓是利令智昏，帝制自为招致全国各地的普遍反对，在众叛亲离之下，仅仅过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美梦，袁世凯就不得不在重重压力之下宣布取消帝制，并很快病重去世。为何袁世凯图虚名而招大祸，史家的传统观点往往集中于袁世凯自身，认为：（1）袁世凯本人成长于封建王朝时期，并在宦海之中沉浮多年，官至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传统教育背景和官场政治生涯使其思想深处民主共和的观念极为淡漠，而封建专制思想则更为深远浓厚。加之袁世凯个人野心极大，一旦时机成熟，帝制自为也就不为希奇了。（2）袁世凯即便本人不愿贸然称帝，他的儿子和左右亲信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却在积极怂恿推动，例如其子袁克定为了自己能够当上太子，制造假版的《顺天日报》以供袁世凯一人阅读，伪造舆论以推动帝制进程，而筹安六君子也出于各种目的，为袁氏称帝广造声势。（3）袁世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认为国内北洋军力足可弹压反对势力，而国外又恰逢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通过接受二十一条则足以换取日本的支持，国内外形势的误判使得袁氏认为复辟帝制至少也不会受到广泛的反对，是实行的最好时机。
　　 此外，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则将关注目光转向了当时的社会心理与思潮，认为政治文化转型的相对滞后是民国初年民主制度运行失败和洪宪复辟的重要原因①。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像历代王朝更替那样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相反国家却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割据状态之中，“国体虽号称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统治权殆呈分裂之象，改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称弊甚于晚清。”②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凋敝使得中国进入了“后革命”时期，人们未享民主革命之福而饱受政治动荡之祸，不禁开始对民主共和的政治价值产生怀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民主共和思想立根未久，人们推崇立宪、民主、共和等西方政治理念原因是将西方的富强和它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二者是互相联动的关系，因此中国要实现民族救亡就必须开展民主革命。在这里，民主是工具，而国家民族振兴才是最终目的。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民主理念一旦被现实证明与其原定目标恰恰背道而驰时，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就开始陷于动摇，希望出现一个政治强人实行中央集权以恢复秩序、重建统一。在我看来，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制度框架能够存续并良好运转的基础要件，当一个政治体系的制度框架过分超前于当时社会所普遍流行的政治文化时，更具基础性的政治文化就会倾向于改造政治制度以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战之后的德国、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我们都看到了超前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落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总攻击之下最终归于失败的历史轨迹，这三个国家的“后革命”历程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性，都说明了民主共和制度必须要有适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其稳定运行的基础。
　　 无疑，上述两种分析思路都各有其合理性，但本文试图深入剖析袁世凯洪宪帝制运动背后所反映出的僭主政治的合法化问题。按照韦伯的政治权威类型划分，权威分为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即超人魅力型）和法理型。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中国就陷入了王纲解钮，地方割据的混乱局面，袁世凯凭借北洋一系的军事力量和长期位居高位的政治资历获得了南北的一致认同，出任民国大总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标志着中国政治合法性由传统型向现代法理型的转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了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袁世凯作为军事强人，不满于政党、议会、责任内阁等民主制衡机制的掣肘，而意图建立专制独裁统治。挤走唐绍仪、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二次革命，通过这一步步有预谋的政治行动，袁世凯摆脱了议会、政党反对派和责任内阁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将这些本来应发挥民主制衡作用的国家机构变成了政治花瓶和御用工具，变成了在民国外壳下袁氏独裁的政治合法性装饰。但袁世凯在废除了《临时约法》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北京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根源，从而面临了一种“僭主政治”局面下“合法性危机”的棘手问题。
　　 清王朝的君主是利用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及几百年统治所积累的政治权威来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合法性类型。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的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开始被诸如民主、共和、立宪等西方政治思想所冲击和破坏。因此辛亥革命的顺利成功不仅在于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还根源于二十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政治思潮所发生的近代化转型，帝制的推翻是武力和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为近代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合法性理论所逐渐替代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威类型就实现了由传统型向法理型的转变。袁世凯作为民国的大总统，却带头破坏民主政治合法性的产生根源——具有宪法地位的《临时约法》——从而也就将自身的统治置于一种非法的境地。
　　 当袁世凯个人的政治强人模式阻断了中国政治合法性由传统型向法理型的顺利转化之后，袁氏政权就陷入到了上面所说的“僭主政治”的合法性困境。法国学者贡斯当曾经比较了君主制和僭主制之间在表面共同点之下所具有的深刻差异，对此他写道：“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当他坐定王位的时候，他那污痕累累得长袍便会展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君主）不惧怕他所继承的祖先的荣耀：相反，他还要用自己的荣耀将其发扬光大。（而僭主）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利，尽管他强迫世界承认了它们。非法性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他徒劳地想从显赫与胜利中寻求庇护。在他的庆典上和战场上，那个鬼魂与他如影相随。”①袁氏政权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在新《约法》和《总统选举法》颁布实施以后，袁世凯成为了民国的“皇帝”，这不仅没有加强北洋政权的政治权威基础，反而进一步深化了合法性危机的程度。民国共和制度的外壳使得袁世凯无法利用当时社会上尚存的儒家尊君思想来为自身赢得政治认同与忠诚，而终身“无限”总统的独裁实质则又破坏了民主制度所应有之义，同时也就根除了从宪法中获取政权合法性的可能。袁氏政权徘徊于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之间，却又无法从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凭依，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迫使袁氏政权必须作到名实相副，也就是抛弃民主共和制度的虚假外壳，退回到君主制度之下，重新拾起传统的儒家合法性来源，从中汲取力量，唤起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忠诚。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所呈现的诸般乱象使得“后革命”时代的政治价值逐渐由民主和自由转向了集权和稳定。杨度曾如此写道：“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②激进的革命激情消退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内，民主共和政体才能顺利运行，其优良功效才能得以顺利发挥。而满清王朝的颠覆使得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地方主义不断高涨，国家处于分裂的境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王朝藩属随着民国建立逐渐产生离心倾向，从而可能招致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旧有的政权系统虽然有着种种弊端，但它毕竟还能够维持全国范围内表面上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而新的民主政权的软弱则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紊乱。混乱和分裂的现实危险强化了重建中央集权、重立统治权威、重塑政治秩序的社会渴望与需求，而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要止乱致治唯一可行的途径只有复辟帝制这个老办法。传统的儒家君主理论有着浓厚的“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的大一统观念，因此以杨度等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认为复辟帝制将会为新一轮中央集权奠定合法性基础。这种社会需求构成了洪宪帝制的历史大背景，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群体中保守稳健者心中隐含的政治希翼。
　　 洪宪帝制不仅致力于解决袁氏政权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同时还隐含了新一轮中央集权运动的潜在可能，而这不能不激起各个地方和各种政治派别的一致反对。在辛亥以后王纲解钮的分裂局面下，各地的实力派已经获得了本地域内的实际统治权力，而任何一种重建中央集权的企图——无论是以共和的名义也好，还是以君主的名义也好——都会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从而遭到阻挠和破坏。传统观念认为，洪宪复辟的失败来源于民主共和思想的深入人心。我并不反对这种观点，只是想进一步指出，所谓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并不意味着民众的反对是复辟失败的重要原因，它的真正含义在于：由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已经取得了对传统儒家政治合法性的竞争优势，因此地方实力派在反对袁氏复辟的军事斗争中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可谓是“师出有名”，而袁氏北京政权在这场与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由于合法性的固有缺陷则逐渐落入下风。在这里，民众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了维护地方分裂既有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意图之间的斗争砝码，民主与帝制之间的较量使得中国的政治局面由可能出现的统一滑向了持久维系的分裂，洪宪帝制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一次重建中央集权努力的失败。
　　 如上所述，在破坏临时约法之后，袁氏北京政权陷入到了僭主政治所特有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在传统君主合法性和现代民主合法性之间徘徊不定，袁世凯本人的思想底蕴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决定了他最终选择了传统的合法性类型。而且，传统君主政治所具有的“大一统”特质也迎合了当时社会上保守主义群体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要求，取得了他们的舆论和现实支持。但是，帝制复辟为新一轮中央集权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威胁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既得利益，从而招致了他们一致的抵抗与反对。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天平已经不可逆转地由传统君主政治倾向了近代民主政治，因此在袁世凯中央集权企图和地方实力派保持割据局面的斗争中，合法性成为了后者战胜前者的一个重要取胜砝码。袁世凯未竟的统一大志要等到12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胜利才最终得以实现，自辛亥革命以降中央权威崩溃、各地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到那时才得以初步逆转。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待民初历史的话，洪宪复辟也许具有某些更为深刻的政治含义，而绝非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历史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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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论坛煮酒论史

小白_云

《走向共和》里的袁大头，死时挺可怜。

season

总算有人回声了，真欣慰。

猪猪爱花香

想到一句话:
假使当日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

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就差这么83天

season

没想到这生霉的帖子又有人顶了，还是猪版的大号顶的，太有面子了

我们习惯了把历史概念化脸谱化，很多事情放在当时当日真的说不清。就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人会做汉奸让人费解一样。

猪猪爱花香

season兄太客气了
正好路过看见
汪的评价问题不谈 其人一生倒也够得传奇二字

andreas

都是孙大炮这狗日的喊什么共和 老袁头做了皇帝 那才是王道

season

这篇文中所说的，让我不禁想到一句话：“面对自由，我们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