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的春天为何迟迟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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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的春天为何迟迟不来

《立春》之思想讨论

  

  

  

关于电影《立春》，我写过一个很散漫的评论+观感的帖子，然后有朋友在回帖中指出我并没有充分理解王彩玲的心灵（大意），对此我表示否认，怎么会呢，我自己便是王彩玲那样的人。

  

我只是有点替影片主创人员遗憾--很好的题材没有拍好，当然我的这种遗憾也属一厢情愿，也许人家认为拍得很好呢。

  

其实看了《立春》以后我是很感慨的，电影里面所透出的情感我很理解，也很认同，片中王彩玲、黄四宝这样的人，我都很熟悉。如果除去“艺术”这层光晕，70，80年代那些在小地方，小县城中悄然成长的少年，哪一个不曾有过这样的青春呢，一种强烈的渴望弥漫着他们的身心，而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还处在一种“消费前”时代的缓慢和闭塞之中，于是内心和外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疏离，而这种疏离感更加剧了他们的渴望。所以王彩玲那么想去北京，即使是到音乐学院打杂她也愿意。可惜北京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她，只因一个荒谬的理由，她没有北京户口。

  

有人说《立春》是在“丑化人物”，这种评论显然是简单了，其实《立春》真正丑化的只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帮王彩玲办户口的北京倒爷，看到他我就想笑，其中的原因……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不过我想问问什么是户口？是一个人身份的证明？是就业的前提条件？是把一个个自由个体限定在某一区域里面的技术手段？是维持安定和谐的基础？是把公民分为三六九等的凭证？是一副有色眼镜……呀，这段话里面不会有什么敏感词汇吧，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安全第一，还是来说说北京，我认为王彩玲根本不了解北京，至少在她心目中没有北京常态的生活，有的只是音乐学院，灯火辉煌的舞台，换句话说，她认为北京是可以让她实现梦想的荣光之地，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换为上海，广州。

  

我想如果王彩玲真正来到了北京、上海，并在那里生活，她一定会明白这些地方也很有一些王彩玲，黄四宝，也会面对绝大多数灰头土脸的芸芸众生，她一样会感到压抑，感到实现梦想的困难，感到困难到极致的绝望，但至少她努力过了。而在《立春》里面，绝望也是绝望，同时也有终身的遗憾，因为户口的问题，她根本没有一搏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立春》里面提出了一个制度压抑人性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意识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已故影评人卡夫卡.陆生前常常爱说一个词：“未庄”，未庄是什么意思呢？答曰：“小地方，没见过世面的人们”。这里的“小地方”其实是一个文化隐喻，即一个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在这个一体化的文化（政治）系统里面，不能容许异类和异见的存在，这就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小地方，所以无论是北京，上海，安阳，或是西北边陲小镇，都是一样的，都被划分为生产队，村，县，市，机关，企业……全都是“未庄”。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要命的“未庄”语境，致使中国很大一部份艺术家有一些畸形的心态，仿佛自绝于人民似的，“我的电影本来就不是拍给你们看的”“我的电影观众在500年以后”，我隐约觉得〈立春〉似有对此心态的自嘲，而且在自嘲中犯了自己所嘲讽的毛病。不然它不会那么刻意去找很多别扭出来，比如“美与丑”这个对比也太明显了，隐喻太过清晰和刻意，反而失去了叙事的自然和流畅，这种“观念先行”的毛病，是中国艺术家喜爱的前卫标签，但是人们却失望地看到，初时最前卫最边缘，甚至是倍受打压的年轻艺术家，一旦获得成功的机会，向金钱和权力的投诚比谁都快。这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悲喜剧之一吧。所以我希望从“艺术”的魅惑之中跳出来，之所以盛赞〈孔雀〉，就是因为它的内在有一种积聚多年而迸发的力量，并且不失于清新流畅，北方小城普通的一家，仍然深刻的折射了上述的一切问题。比较狡黠的是，无论是〈孔雀〉还是〈立春〉，顾长卫都选择了“过去时”，因而轻巧地避开了当下暗存的危机。

  

〈立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叙事背景下说得已经很明显了，王彩玲、舞蹈老师等人的悲剧，应该是一个意识形态单一的社会所造成的，而一个相对进步的，价值观多元的社会，是应该容忍舞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应该鼓励王彩玲的梦想，至少不要打压他们。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通天塔〉里面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对话，（孩子）：“妈妈说墨西哥是很危险的地方。”（大人回答）：“是啊，在墨西哥满街都是墨西哥人”。

  

太多时候，我们的惧怕，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怨恨，完全是因为相互不了解造成的，因而西方有一个巴别塔的寓言，人们之间的沟通是如此困难，但人类若想要真正摆脱相互杀戮的野蛮过去，就必须在通往巴别塔的路上艰难前行，而不是用仇恨，用不理解的异样眼光看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如果我们真能拥有一个宽容，多元的社会，野百合定然会在春天的阳光中开放自己的那朵最美丽的花。

  

王亚平

-于国难日第三天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