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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门弄斧，人皆不以为然。认为区区小子，焉能在公认之大人物前耍弄“雕虫小技”。故敢于弄斧者皆视作“狂人”，李白有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楚人胆敢在一代宗师孔夫子前卖弄几句“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之语，实在是胆子不小，然后免不了被视之“楚狂人”。虽然如此，但总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甘受贻笑天下之名，不断班门弄斧。
与班门弄斧同义语甚多，以“关公门前耍大刀”为著名。一部《三国演义》，百二十回，“无名小辈”在关公门前使刀弄枪的不可胜数，最后一人乃是魏将宠德。他在关公神话风头最盛时请命出征，不时在令关公门前使刀。其刀法，实在令关公击节叫好。虽然最终关公在“温酒斩华雄”之类的丰功伟业后平添了一条“擒子禁，斩庞德”的赤赤战功，但世人无不扼腕叹息，再无人因庞德“不自量力”之举而耻笑之，后人无称“庞德狂人。”
庞德惊世之举，毕竟未能动摇“班门”，昔日权威依旧高高在、上，虽有时也承认“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但到头来，一言以蔽之，曰：“姜还是老的辣。”新人必须在一边“垂手而立”，小心谨慎，若想成一代宗师还须慢慢排队，待“当年的媳妇熬成婆”之时，才得以新换旧。其实到彼时，当年新人的影子早已丧失殆尽，初生牛犊之锐气不复见，一次次往复轮环，旦复旦兮！
“班门”的堡垒并非固若金汤，不可功陷，在班门的前弄斧者，须有过人胆识和超人技巧。看过世界杯足球赛的人皆不会忘记第一天，喀麦隆挥舞足球技术利斧，在“老师傅”阿根廷门前一次次挥斧成风，杀得阿队落荒而逃，败将下去，球王马拉多纳见此情景也“心如刀绞”，望球兴叹，徒唤奈何！
由此看来，班门弄斧，只要舞得巧，照样为世人称。喀麦隆虽斗胆弄斧，却匠心独具，怎不令人拍案称绝。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等千古名言就是对“班门”中“铁杆保皇派”的当头棒。若要验证此言，倒有一番寻寻觅觅。仔细搜索，一件学生击败教授的事在大洋彼岸之美利坚不期而现。
据《读者文摘》载：在美国一次全中学生数学回开中某生５０题答对４８题，但并未以此夸耀一番，而潜心研究其中一题，经过多次实验，求教，计算，论证，证明标准答案有误。当考试中心接到其报告后，专门由数学教授开会论证，反反复复，最终不得不承认“我们脸红了”，并给数以１０万计的学生加分。
何等可贵的“弄斧”精神！这把斧，终于技高一筹，战胜权威，“班门中人”也只能承认起失误，且心服口服。
如今，时事变迁，“班门弄斧”之语，也须　“古为今用”了。１０年前，中国打开大门，面对西方眼花缭乱之科学技术，该如何是好？很简单，“师夷之长计”，而为我所用，认楚狂人之胆，奋庞德之余威，效喀麦隆之无畏，仿美中学生之创见。班门弄斧，追而赶之，赶而超之。
闻颦鼓我思壮士，“江山代有人才出”，天下有识之士共舞班门弄斧，知起不可而为之，历史车轮才回滚滚向前。
幸甚之哉，书以咏志！
古时有位好乐之士，对牛欣然抚琴，弹起“清角之操”，然牛充耳不闻，伏食如故，于是，乐士怪牛不通音乐耻笑牛。这就是妇孺皆知的“对牛弹琴”的典故。现在，有人又埋怨这位乐士，不该对牛弹琴，演外之意，牛，“君子不齿”，怎么通晓音乐？难道牛真的不通晓音乐吗？不然！人有人言，鸟有鸟语，牛有牛乐，只有达其意方可动其心。千百年来，牛受到耻笑、贬斥，有苦难言，实在冤枉。今天，大有必要为牛们析其理，正其名。
乐士弹的“清角之操”不会不高雅，弹技不会不超绝，即使余音不会饶梁三日，知音听来，想必也会听出其中的“巍巍乎高山，潺潺乎流水”。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钟子期爱听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却未必欣赏卓问君的“幽咽缠绵”，起码，他不会钟爱天下所有乐士弹的乐曲吧。倘若，他对某一位乐士也来个“充耳不闻”，你骂他是“笨牛”岂不大错特错？倘若，第一位对钟子期弹琴的不是俞伯牙而是上面的乐士，那么钟子期这位“乐感大师”岂不被错定成“笨牛”永无出世之日？况且，曲高和寡，“清角之操”是属阳春白雪、海市蜃楼之类“牛”们，诚实勤劳，情感基础是仁爱善良，生活作风是任劳任怨，根本无法享受脱离它们生活的“仙乐”。如此，它们怎么能成为你的知音，你有怎么能发现知音呢？
牛不是不懂音乐，而是不懂脱离他们生活的音乐。不妨设想，你弹的牛犊的深情呼唤，母牛定会驻足昂首，竖耳聆听；你弹的是屠夫的霍霍刀声，老牛定会低眉轻吟，潸然泪下……牛懂乐，关键是你弹的音乐要与它们休戚相关。
由此，我不禁想起现在文艺评论和创作上的一种怪现象。
常听“文化人”说：“民众的文化素质太差了，根本不懂啥是文化。唉！真是点‘对牛弹琴２’的味道。”真的吗？非也！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不知涌现出多少名著佳作，哪一部不是人民认可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不是不美，民间有几人能诵？谢灵运的山水诗文，章句不是不丽，民间有几人为之动容？乾隆皇帝的诗不是不多，民间又有几首流传？诗圣杜甫的诗，统治者鄙弃，但人民喜爱，千古传诵。大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贵族们不屑一顾，人民却爱不释手，广为吟唱。还是曹雪芹的愤世嫉俗，鲁迅的嘻笑怒骂，冰心的殷殷关怀，巴金的真诚厚实……无不以人民之忧而忧，人民之叻而叻，替人民而泣而歌。人民是他们亦是人民的知音。只有“弹”人民的心声，人民才爱戴他，为他的“琴音”动容倾心。将子龙的　《乔厂长上任记》、路遥的《平凡世界》、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人民皆能“听懂”，并且爱“听”，为之称好。怎么能说人民不懂艺术呢？
人民懂艺术，艺术家就应为人民创作。那些责怪乐士“对牛弹琴”者，可恨！那些耻笑“牛们”不懂自己“琴音”的“乐士”们，可悲！在文化市场日趁繁荣的今天，欲做拥有众多知音的“乐士”，应该且必须学会“对牛弹琴”的本领。
“牛”们渴望能够听见更多弹给“牛”的“琴音”！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句歇后语老少咸知，意思是：捉耗子本是猫的天职，狗拿耗子纯粹是管了不该管的闲事。人人都这么说，就觉得这个“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可仔细想一想，果真如此吗？
老鼠是专门嗑衣服、嗑箱子、偷粮食、传播病毒的家伙。对这样一种无恶不作的坏蛋，别说是狗拿，就是驴拿，鸭子拿也是应该的。不是有一句成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既然人人喊打，那为什么狗拿耗子就是多管闲事呢？这就要从说这话的人的立场来研究了。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人恐怕不外乎以下两种人。一种是耗子本身，因为它真正反对的倒不一定是“狗”，而是“拿”。不管是狗拿，还是猫拿，什么拿它都不喜欢，都会说这是多管闲事。另一种持此论者可能就是猫——当然决不会是好猫，只会是不称职的猫。它或是因为懒，或是根本不会拿耗子，甚至说不定它和耗子之间有某种“猫腻儿”，它才会在狗捉耗子时站出来替耗子说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极为气愤地在报纸上看到，歹徒在列车上抢掠旅客财物，而乘警却躲得无影无踪。这时，旅客中有人站出来，将歹徒生擒活捉。难道这也能说是“多管闲事”吗?如果你在学校门口看见有人欺负小同学时，你能因为自己既不是值周生，也不是派出所的而置之不理，扬长而去吗？当然，也不是每次老鼠做坏事时都被猫撞上，那么，不是猫的我们就不该去管吗？正是因为对坏人、坏事，对耗子“人人喊打”，才会出现徐洪刚、崔大庆这样见义勇为的英雄。我们的社会、国家也才会不断进步。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人人都抱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铁路警察——管不着那段”的想法，别说社会、国家不会进步，就连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安定也保证不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坏人坏事，贪污腐败，当说必说，当管必广，才能使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所以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真是一些不称职的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说的风凉话。自己该做的不做，还要讽刺挖苦别人，简直岂有此理！
“狗拿耗子”不是狗管了不该管的闲事，而是管了所有人都应该管，也必要管的正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的体现。打击坏人，匹夫有责，人人有责。对“耗子”这样的坏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发扬狗的精神——不是吗？当我们看到耗子束手就擒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见义勇为的狗竖起大拇指才对。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追查一下，那只渎职的猫正躲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