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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8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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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很不好回答。在我们当下的教育理念中,教育似乎只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东西,它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刚建成的图书馆,然后从小学起就开始正式往里搬书,路经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其学位的高低往往是取决于你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作业、掌握了多少知识。如果你掌握了,那么你就能考上大学、研究生;如果你掌握得比其他人要好,那么你就能考上重点中学、重点高中以及重点大学。等有朝一日你从大学毕业了,或者说你带上了硕士、博士帽之后,那么你的图书管也就可以准备开业了,而图书管规模的大小也就取决于你学历的高低。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对外营业,接待下一批学员,学费视社会需求而定,市场经济嘛,这很正常。读得起的请进,没钱的站一边去,别挡着道。要么你去找希望工程商量商量。要么你就去找一下《北京青年报》,只要你的资料和照片上了北青报那就准保有人给你赞助,去试试吧。只要能进了大学就一切好办了。不过,假如你连大学都没有考上的话,那你的图书馆就开不了业了。自然会有人来把你的图书馆贴上封条然后告诉你,你连营造执照都没有所以你开不了业还是待在家里看看再说吧。
这就是现在中国教育的状况,而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也就为这样教育理念提供了比赛的舞台。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从而导致了所谓教育必须是要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而除此之外,其它的东西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附加物,比如说素质教育。
但是,我们现在的麻烦是,你不知道那些开着业的图书馆里还能不能借到书,因为很有可能那些经营者们出于利益的驱动早已把图书馆改成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啦! 于是你可能就怎么也想不明白,人怎么就这样了?那孩子小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怎么长大了变成这德性啦?
这就是我对目前中国教育给出的另一种解释。一种叫“图书馆”理论的解释。
那么,一个以培育人类良好心智的“图书馆”何以会变成一个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学校和家庭在帮他从小往里搬书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在摆放书之前,你首先要把书架擦干净,这叫勤劳;在摆放书之前,如果没有书架,你最好自己去做,这叫学会生存;在做书架之前,假如发现连木材都没有,你一定要自己去森林里找,这叫自力更生;假如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雷鸣闪电你一定不要退缩,这叫坚强;假如你一连几天都吃不上饭你必须坚持,这叫承受苦难;假如你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小鹿时你务必要呵护好它,这叫珍爱生命;假如那只受伤的小鹿告诉你它妈妈在哪里,你一定要把它送回它的家这叫责任;假如你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你依然没有找到木材,你要真实地告诉父母和老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叫诚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反而这样告诉孩子,你不用搬书,妈妈会帮你搬的,你只要好好看就行了;书架用不着你擦,爸爸会帮你擦的,你只要认真学习就行了;假如这个书架孩子你不满意的话,让姥姥去帮你买一个最好的,钱多少那无所谓;孩子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袜子短裤书包手巾包括你的脚我们都帮你洗;孩子如果你受了委屈可要告诉爸爸啊,我会去帮你作主的;孩子你想不想吃穿山甲爷爷一定想办法给你买去;啊呀,孩子你拣到100块钱啊,太好了,要不今晚咱们去撮一顿?孩子,爸妈明天陪你去玩去,你就跟老师撒个谎说你奶奶生病了要陪她去医院;你们一定要好好复习功课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其它都是次要的明白了吗?这是老师今天在班上跟我们说的……
于是,原本一个以培育人类良好心智的“图书馆”,就变成了一个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
那些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小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翅膀,而是因为在它们的翅膀下挂满了金钱与铜币。
那些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不是因为它们的翅膀比别的鸟大,而是因为它们的翅膀在河水中一贫如洗。
二律背反(antinomy) ,是哲学上一个著名的悖论。当年德国哲学家康德为了证明这个悖论而铰尽脑汁。所谓二律背反的哲学解释,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这样的:“哲学上两个原理或结论之间的真实的和表面的矛盾,双方似乎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不过这话理解起来是比较费劲的。简单地说吧,比如苦难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状态,幸福也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状态。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在一般人眼里,苦难的人不会幸福,而幸福的人也不可能苦难。然而从实际上来看,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的。比如吃过苦难的人反而容易成就幸福,而看似幸福的人却时常会苦不堪言。所以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承受苦难的时候,他未必不是在创造一种幸福;相反,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享受幸福的时候,他也未必不是在酝酿一个苦难。
我们还是从本书的主题出发来谈一谈这个二律背反。
纵上所述,由溺爱营造出的一种所谓的幸福,实际上恰恰是日后苦难产生的一种酝酿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里面,已经有很多事实表明:当父母认为在给孩子带来幸福的时候,实际上孩子们却在承受着一种苦难。然而如今我们许多父母们似乎都有一种很深的误解,即:他们总以为幸福仅仅是由物质和金钱来缔造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留给人们一个很深的误区。实际上真正的幸福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是以一种量化的方式来体现的。而今天我们的大多数父母却以为,你看我在孩子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看他(她)住着多大的一间房间;你看我每月给他的零花钱比我的零花钱还多;你看他身上穿的全是名牌;你看我们送他到贵族学校读书一花就是几十万等等。他们把这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消费,看做是营造幸福的唯一手段。于是,攀比,这个中国特有的贫穷国家的富贵方式,便成了一道神奇的风景一样,在社会上以及学校里普遍盛行开来。又于是,幸福就构成了一种擂台上的拳击一样展开肉搏:
甲:“你爸是不是老板?他每月能挣多少钱?”
乙:“我爸当然是老板,他每月至少能挣三、四万那。”
甲:“三、四万?那算什么! 我爸每月啊,至少也得弄个十多万的。”
乙:“别吹了吧你!你瞧你老爸开一破桑塔纳2000的,你知道我爸开什么车么?告诉你,我爸开的是辆新公爵王。”
甲:“那算什么呀,你知道我爸公司里有几辆车吗?说出来吓死你,六辆。你爸就一辆破公爵王就了不起啦,得性。”
乙:“你才得性呢。我爸每月你知道要给我多少钱么?”
甲:“多少?”
乙:“好几百呢,最多一次一个月就给了我将近小两千呢!”
甲:“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爸上次跟我说他给我已经存了一个20万的定期呢,说等我到了 18岁了就给我。”
乙:“瞎吹吧你。”
甲:“谁瞎吹啦,我爸还说要给我存够一百万哪!”
这是我有一次在书店买书时所听到的两个小学生的对话。在书店这样一个原本应该比较洁净的空间里,这两个男孩的高谈阔论似乎已经预示着这样一种倾向:物质社会正在流放着人的精神,书架中摆放的所有精神食粮开始进入保质期的最后期限,康德和黑格尔正面临下岗;尼采和叔本华已接到辞退的书面通知;萨特和马尔库塞已经回家待业;而马克思列宁等人虽然还在看门但就业前景已经岌岌可危……此刻我手里正拿着一本《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的书,封面的照片上,众多思想家的神态似乎千姿百态:刘伟在沉思,扬东平在审视,周国平在思考,魏杰似乎在隔岸观火,而梁晓声则好象在怒目斜视,只有樊纲一个人依稀在笑傲江湖……在这些人照片的上方赫然写着这样一些句子:
一个不能产生新思想的民族
是生机衰竭的民族
一个不能产生思想家的时代
是贫乏危机的时代
中国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
他们的涌现
是我们精神的天空
星空灿烂
我相信,这些话只是写给当今那些孤独而固执的“麦田守望者”看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宁可去听罗中旭唱的《星光灿烂》。他们平日里听到或议论更多的,一定是类似上面这两个孩子关于物质世界的对话。
据说,上面这两个孩子所说的还不算什么,这种攀比风在一些贵族学校里刮得还要厉害。几年前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贵族学校读书,一星期回家一次。可是让他朋友犯难的是,每次去接他儿子时总是要想方设法的借一辆好车,因为如果他开自己那辆桑塔纳2000去接他孩子,是一件让孩子很没面子的事。记得我当时听后觉得挺纳闷的,就问:桑塔纳2000怎么了?有什么不可以去接的?我朋友一听就乐了,笑着对我说:得,傻帽了吧。你知道那种贵族学校的父母都开什么车去的么?不是宝马就是奔驰,最次的也得是沃尔沃什么的。而且据说即便是奔驰还得比谁是500谁是 600呢! 他们学生之间都比着呢,如果你开一辆破桑塔纳2000去,那还不让同学们笑掉牙了。
我真不知道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学习会学成什么样?从那以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去,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如果中国人理解的贵族学校仅仅就是这些的话,那么我永远会让我的儿子去成为一个有精神尊严而快乐的贫民。但我一点敢肯定:那就是我一定会让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去和这些人比创造的价值以及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价值。
据悉,英国的贵族学校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与中国正相反,在英国的贵族学校里,不管你是否具有贵族血统,还是来自与高层人物的孩子。所有孩子都必须过一种平民化的生活,并且时时准备经历生活对其的磨难。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本身不具有贵族气息的国家却无处不在追求一种贵族的感觉,而一个本身贵族遗风很强的国度则在努力营造一种平民化的氛围。因此也就出现了不管英国王室如何反对也动摇不了查尔斯王子与一位平民的爱情缠绵。
同样是贵族,两种理解,两种方式,两种命运。
在英国,贵族是一种血统,是一种教养,是一种气质。
在中国,贵族是一种物质,是一种挥霍,是一种炫耀。
.........
本书我还在看的过程当中,不过看了已经么想法了......
以上部分转自<<教育病>>,作者赵键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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