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周恩来

寻香客

                      <一>
                     童年恩来

    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这是个特别的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正是在这一天，降临到了这个人世间，成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淮安，一周姓没落的官僚家庭里的一份子。

    周家祖籍原在浙江省绍兴县。绍兴以黄酒和衙门师爷著称的。祖父周攀龙从绍兴携家来到大运河边的淮安当师爷和知县。他们住宅，分东西两个院落，东大门临驸马巷，南大门是局巷。

    驸马巷这个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传说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个干侄女婿曾在巷子的一头居住过，由此便产生了驸马巷这个名字。
    正是在这座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的县城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的父亲周劭纲是一个在外地谋生的小官吏。他的叔父周贻淦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二十岁时得了痨病，膝下无嗣。那时候的人们可能还想不到要用“人血馒头”来治痨病，只想到了“冲喜”这个个传统的法子，于是周家安排把刚满一岁的侄子过继给小叔。

    可是，小叔还是一病不起，最终夭折。但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有了两个妈妈。
    后来，小恩来的嗣母即过继的妈妈陈氏，又为他请了个乳母，这样一来，小恩来实际上有三个妈妈。

    一八九八年的中国可不是个国泰民安，人民过着幸福如猪的年代。
    当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急剧崩溃的时刻。清政府极端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血腥镇压；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人民处于灾难的深渊之中。

    帝国主义列强则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近百个不平等的条约。

    那样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注定享受不了平静的生活。哪怕是只能照会儿温暖的太阳，都已教人觉得真是奢侈了。可是，那样的年代，有志的中华民族英雄儿女，注定也是享受不了片刻阳光的。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英雄儿女们一直都在忙碌个不停！

    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斗争，到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封建王朝伟大民主革命的兴起，始终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我们的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来到了人世间。
虽然如此，可他的家世，再加有三位“妈妈”的疼爱，小恩来那幼小的心灵，着实也被各种各样温暧的爱所填充，所滋养着。

     一个被人真心疼爱着的孩子，长大以后，在他的性格中必也有当年那些爱他的人的禀性存在。

    望着小恩来那天庭饱满，眉目清秀的小脸，家人以喜悦的心情，为新生的婴儿取个乳名叫“大鸾”。鸾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家人们指望着他日后能为这个破落的府第带来好的兆头。所以，这“大鸾”又有吉祥呈瑞之意。
    在他五岁时进了私塾，才取了学名叫恩来，字翔宇。

    童年的恩来活泼好动，就如一头爱嬉玩的小鹿。

    他玩“七巧板”， 可以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和文字，而且摆得又好又快，简直是个猴精。还会买弄诗文，方法是这样，把诗的字句打乱，然后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看谁先拼成诗句，结果，总是他拼得快。简直狡猾的很！

    他这样聪明，这样使其他小朋友经常性地出丑，这和他那个嗣母陈氏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他的这位嗣母，陈氏夫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学出众，熟读古文、小说和唐诗，而且又有教育家的意识。当丈夫去世后，她更是把自己所有的爱心全部用在了周恩来的身上。一心想把养子培养成为饱学之士。

    小恩来四岁时就学读唐诗，能背几十首；未满九岁就贪婪地阅读了许多流行的古典小说，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通过大量的书籍阅读，他的古文根底深厚，少年时代便背会了许多文章，加之后来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惊叹不已。

    看着眉清目秀、又十分乖巧懂事的小恩来，嗣母是满心的欢喜。她如亲身母亲般地疼爱着小恩来。晚上，也常在油灯下给小恩来讲历史故事，从岳飞朱仙镇大破金兵，梁红玉击鼓抗争一一给予解答。在陈氏给他讲的故事里，最多的是关于淮安这地方自古以来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韩信，说他忠心耿耿，辅佐刘邦在登上了汉高祖的皇位……

    陈氏还常带他在后院里种瓜种莱。通过劳作，使和小恩来真正体味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今餐，粒粒皆辛苦”的真义；以及“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唐诗所反应的农家人的艰辛。

    这位嗣母的教学方法，按现代人的眼光来评定，不就是人人都在期望的“在研究中进行学习”的好示范吗？

    而且这位陈氏性格宁静，不喜张扬，也不喜宣哗，处事精细，待人平和，自己新
寡之时，闭门不出，也将童年的小恩来整日关在房里念书。

    陈氏的这种个性，对小恩来造成的影响，反应到日后就是在为人处事，或面临凶险环境之时，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异乎寻常人的冷静、沉着品质。

    而周恩来的生母万氏，虽然文化不高，但生性慈祥、温柔、宽容大度。也使小恩来的品性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熏陶。

    在两位母亲的濡染下，周恩来仁慈、礼让、好学、好静。

    而他的乳母蒋妈妈，则是一位典型的农家妇女。善良而又纯朴。她也十分疼爱着小恩来。只是有一回，这位善良的蒋妈妈着实被她这“口无禁忌”的小儿给惊呆住。

    那是有一次，乳母带他到东岳庙烧香，求神拜佛，指望免灾祛难。可是走进庙里，小恩来见到一个菩萨的手指断了，于是他便仔细地研究开来，这一研究，赫然就发现菩萨是泥做的。所以，当我们可爱的蒋妈妈要他给菩萨磕头时，他不磕。理由是：“那是泥捏的。”

    都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的小恩来一思考，就把上帝的本来面目给拆穿了！难怪会惊呆了蒋妈妈。

    童年的恩来不仅善于思考，而且因受了家母们仁厚品质的影响，再加之他自己本性的善良，很小他便懂得去帮助他人。这里也有几个例子可以举给大家听。

    蒋妈妈家西边有个邻居，周九爹爹，他家里有个碓，专替人家舂米面粉。幼年的恩来，见老人干的笨重活，就自动去帮老人舂碓，用脚踩呀，踩呀！时间长点了，老人感到不过意，怕他踩酸了脚，直喊他赶快歇歇！相反，他却更加用力，不肯休息。惹得周爹爹只好喊蒋妈妈，叫她赶快把他带家去歇歇!

    讲了西边总得再讲讲东边吧？蒋妈妈家东边有个邻居姓刘，开老虎灶，卖水为生。那时的灶是烧草的。在夏季的一个午后，突然下起雷暴雨，别人都纷纷住家里跑，可是大鸾却冒雨跑去帮刘家抱草。把草抱家去后，他衣服全淋湿了。直把蒋妈妈看得疼在心上。他却嘻嘻地一笑，一付顽皮相。

    这三位品性迥异的女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恩来人生的认识，人生的价值取向。

    但不幸的是，三位妈妈中，恩来的生母和嗣母，却都过早地离恩来而去。

    生母是在1907年，即恩来九岁那年，因疲劳过度成疾，于春夏之际去世的，年仅三十岁。这引起了全家特别是恩来的悲伤。那时他的因思念母亲而出的眼泪，常在自己的眼眶里打转！

    更不幸的是，由于祖父的去世，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借债和亲戚接济度日。此时，又加之债主们连连催逼，养母忧愤交加，只过了一年，便相继恩来的生母离世，年仅28岁。
刚刚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一边忍受着巨大的失亲之痛，一边分挑着家务的重担。他得照顾起两个弟弟。

    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幼小的周恩来第一次体验到人间的世态炎凉。

    周家兴隆之时，驸马巷周宅宾客如云；如今家道衰落，连硬撑门面都办不到，只有债主上门。这作为周家的长子长孙， 又生长在这样一个有着儒家的传统、且日渐败落的绅士大家庭里，身处这一地位的恩来，有了种支撑门庭的责任感。而且他性格当中细腻以及能够周旋于种种家庭矛盾，和处理纷繁巨细家庭事务的能力，也得到了磨练。

    “《周恩来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还只有10岁时，他便把家族亲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了日子便去借钱送礼，张罗应酬。如何不失面子和必要的礼仪，又得兼顾羞涩的囊中，在这里梳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和理财的水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10岁孩子的智商……”（原句整抄）。

     一九一○年，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乡。

      虽然如此，但淮安对周恩来来说，那里永远珍藏着他的最美好的回忆！那里，是他终身都深深眷恋着的生母和养母长眠之地！



(未完待续。
本篇将分四个阶段来描述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生的故事。
各位如果有耐心，且肯赏光瞄两眼的话，那就慢慢等我把余下三阶段一一道来。
不过，这还是需要时间。呵呵……）

       

此贴由 寻香客 在 2005-06-17 23:34:03 最后编辑

bestgunner

不错啊，

月光玫瑰

１９５４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９５５年４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１９６１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１９７２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周恩来－人民的伟大领袖


期待楼主余下的部分

       

此贴由 月光玫瑰 在 2005-06-17 23:58:07 最后编辑

寻香客

原文由 月光玫瑰 在 2005-06-17 23:52:06  发表

１９５４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９５５年４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

偶在这里，
多谢月光妹妹的期待先，
再现月光妹妹上述提供的资料！

也欢迎各位“虫虫”把自己所认识，或所知道的有关咱们的周总理的资料，“小道”消息也好，“大道消息”也吧，传些上来。
一方面，是想了解一下现如今的偶们这一代人，
能记住他老人家的有多少；另一方面，自是为了，尽可能地多方位，多侧面地识知偶们的周总理。

呵呵……关于这些的，
本人一概极愿拜读！

       

此贴由 寻香客 在 2005-06-18 08:15:24 最后编辑

ast0741

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同窗南开

     约七十年前，周、吴相识于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私立南开中学。吴是学校中最小的学生，小周五岁，比周低一年级。他们的相识乃至熟识，当属偶然。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有这样一则以孟子的话作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等到谜底公布后，这新名词却是“田径赛”。顿时学校哗然一片，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愤愤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在为难时，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周的举动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只是有些运动员余怒不息，周便个别地到其宿舍，当面致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便是学校享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是特地向吴国柄道歉时而吴国桢又在场才有了以后正式的交往。几天后，周恩来路遇吴国桢，主动问及那天自己向吴的哥哥道歉时，吴在一边写什么。吴答“写日记”，周恩来连称“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经常阅读吴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的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

    在南开，周恩来是各项社群活动的积极分子，而且他还喜欢拉吴国桢和吴的另外一位李姓同学参加。由于三人经常接触，有些学生称他们为“三剑客”。这一次，南开要举办讲演比赛，周报名参加，还动员这两人一道报名。由于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讲演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周一人上场。据吴回忆，周讲得不错，只是面相比较女性化，声音偏尖而深厚不够，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由讲演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周扮演的是女性角色，李也有了个角色，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则一发而不可收，哪怕就是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的扮相后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这一次，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出演，也让他演个女性角色，不过是个丫头。为怕他笑，还特地作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笑，那太太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并让吴听了这话，往后台跑去便行。演戏非吴所长，但周恩来扮演的角色却非常受欢迎，以至收到大量向他表示崇拜的信件。

    也就在排戏的过程中，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国桢首先赞成，李姓同学也点了点头。后来，正在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姓同学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但既然兄弟感情特殊，也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表示。现在民国都称名而不用字，我们不如用字来彼此称呼（以后周就称吴为“峙之”，而吴称周为“翔宇”）。李的说法是托辞，周吴都感觉到了，但不明原因。周恩来有个特点，凡事都要弄个清楚。周后来曾为此事专门到李家拜访。李父虽未明言，但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原来李姓同学三代单传，按迷信说法，结拜兄弟可能有不良后果。这已经是1917年春夏之交的事了，因为李有心思，三兄弟结拜未果。周甚至主张和吴两人先结拜，然后再说服李。吴认为让李知道反而不好。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去照相。当时周身着薄长衫，吴也想如此穿戴，但吴母没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就是这张七十年后又到了吴国桢手上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周吴两人的结拜纪念了。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这时南开已经由中学而大学，周留在了这里，而吴则考入北京的清华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在南开组织学生罢课，并被监禁几天。吴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这个运动的领头人就是罗隆基。

    街头偶遇

    吴在清华时，曾收到过周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还专门到清华，因为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甚多，周是特来告别，几乎每个人都寒暄过了。可见周为人交游既广，又为事精细。在吴国桢眼中，那时的周恩来几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晚年的他曾这样表示：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周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我的生命打赌说不会。

    吴国桢是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国的。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共产党的“有名人物”了，同时也是一个被一般人认为的“危险人物”，而此刻吴国桢尚未出道，在国民党那边谋个职员，科长而已。按照吴的口述，1927年他在上海时，曾经路遇一次周恩来。关于这次路遇，吴本人的口述倒很简单，而他夫人黄卓群的转述，却较详切。

    那是一个星期日，吴乘电车去法租界探访朋友，途中一车站，吴见一人赶上电车。那个人开步走路及上车的步态，让吴立即感觉到这是周恩来。正起身要过去，电车启动，车身一晃，吴复又被晃而坐下。却见来人上车后，手把车柱，眼光向全车一扫，见到吴时陡然一愣，随即目光转往别处，不再回视。这时隔着人群，吴看见了此人的侧面。头上带帽，低压额角，颊上留有胡须，不像周恩来。吴不禁有点迟疑。可是观其眼角，又觉十分相像。然而此时，那人突然把身一转，完全背对着了吴。不想这转身的动作，使吴又确认此人为周无疑。吴知道这是化了妆，而且对方不愿意认自己（请注意，这时是国民党“清党”的1927年）。在吴心想，也许周有急难，自己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挤到对方身边，低低地喊道“翔宇，翔宇”，对方却推说不认识。双方在欲认不认时，车到一站，车门刚开，那人几乎是跳下车去，头也不回，匆匆消失在人流中。

    以后，吴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时，曾当面问及当年电车上的事，周予以否认。以至那次路遇，在他们两人之间，尤其对吴国桢，成了个悬案。

    两次宴请

    真正等到两人正式见面，则是十年后的1938年了，因抗战而国共合作，共产党又可以公开化。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的汉口市市长了。

    那天吴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吴讶问是谁，黄说是周恩来。吴问夫人，你看见他了吗？夫人说他丢了张名片给佣人就走了，自己并未见着。吴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一勤务兵应门，吴表明身份，他就接引吴进了屋。吴刚坐下，周恩来就从里屋出来，一面与吴握手，一面叫道“峙之，峙之”，吴接握双手，也不禁回叫“翔宇，翔宇”，毕竟从清华最后一次见面，到彼时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喊过各自的私字后，两人居然长久地相顾无言。由于吴比周小五岁，少长有序，所以和周在一起，吴都是让周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等周先开口，可是周只是仔细看吴，而且看了又看，并无说话的意思。不安之下，吴只得开口道安，无非住地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的回答也很简单。彼此应答之间，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隔”。

    隔了好一会儿，周仍无言。吴又张口：我们二十年不见，今天你到汉口，我想请你订一时间，我与夫人请你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旧日同学陪你。你说好吗？周说“很好”，于是订在六天之后，吴便告辞，周亦未挽留。前后不过十五分钟，两人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客套完了。

    等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怎么请，却发现是个难题。二十年的弟兄不见面，吴此时又是汉口市长，好好请一次，本在情理之中，且也不困难。但吴夫人犹犹豫豫，她试探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三十六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可未待吴说话，自己却又摇头：不好，不好。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顾民众福利。我们请他，他如问起这宴席是何处叫的，我们如实说，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攫取特殊权力了吗？汉口平常酒席只十六元，它却贵上一倍多，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不就间接证明你也贪污吗？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奢也宁从简”，就叫一桌十六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于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神秘心理，想先向吴打听一下周的情况，因此，不约而同提前一刻钟到场。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同周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十五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好在周很守时，彼此寒暄入桌后，吴以为旧日同窗满可以自己向周发问了，但大家反而默然。直到彼此敬酒时，气氛渐渐融洽。大家也只谈南开旧事，借以回到二十年前的生活。最后是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客走主人安。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不宜宴请，但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由我供给，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那天吴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黄卓群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吴不明所以。夫人问，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不待吴回答：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银行工会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三十六元一桌的了。

    这次是周恩来提前十分钟到来。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看了看，甚至又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喊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

    周恩来笑容满面，点了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还是这个段观海，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我有一事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有机会问你，希望你不要怪我莽撞。你能欣赏这花雕，当然知道这好酒难得。据说，八路军过贵州，把所有茅台陈酒和造酒的炉子都毁坏了，这又何必。

    周是笑着回答的：是的，我们把茅台陈酒都带走了，但没有毁坏造酒的炉子。造酒的工具是当地人民生活所需，我们没理由毁坏它。当然，我们行军到处需要火酒，只好把能带走的酒都带走了。

    段观海话头一转：恩来，你这酒席是汉口最好的，我知道它是三十六元一桌。加上这样好的花雕，今夜你破费约在五十元，那么你的薪金是多少呢？

    周简单地说：五块钱。

    轮到大家吃惊了：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

    周依然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因为正坐在周恩来身旁，周今天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伸手把周的皮袍翻了一翻，说：这是上好的狐皮袍啊，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说：是的。

    有人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

    周答：是的，每人每月发五元，只为私人零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又有人好奇。

    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的段观海再也忍不住了，他哈哈大笑：

    “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寻香客

“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 ”
好极！好极！
我手头资料有关南开学校也是极详备了的，但独没有这段文字所记载下的事。
真是多谢ast0741 兄了！

不过，恕小弟唐突，兄这名字，老是让我有种与特务
在打交道的感觉！
真是不好意思！

ast0741

竟然说俺是特务　郁闷啊　
我到想知道点　老周与杨度交往的资料　

嘉年华

看来楼上的被盯上了，哈哈哈哈

ast0741

楼上的别幸灾乐祸　

寻香客

原文由 ast0741 在 2005-06-18 12:26:02  发表
竟然说俺是特务　郁闷啊　
我到想知道点　老周与杨度交往的资料　

唉唉唉！这几天忙得我是晕呼呼的，网是连瞄都不及瞄一眼。
更别说写上那么几个字了！
今儿个上来一瞧，才知ast074兄的面貌换然一新了，睢得人大叹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再就是那个问题了，现转述如下：

杨度（一八七四——一九三一），湖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北京官场老谋深算的人物，筹安会的首领。筹安会“六君子”中有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其人。他在英国留过学，翻译过赫胥黎、米尔和孟德斯鸩的著作，将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杨度是个保守分子。他主张中国实行帝制，比谁都起劲地劝说当时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抛弃共和政制、登上皇帝宝座。是他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在一九一六年称帝制造政治舆论的。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但是，惨败并没有使杨度这个政客心灰意懒。他仍我行我素，直至二十年代后期才丢掉他原来的幻想。于是他抛弃君主制思想，政治立场开始从极右向左转变。

　　共产主义吸引了他。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上海的中共党员。他决心作一个共产党人，申请入党。1929年秋，周恩来批准了他的申请，但考虑到杨度是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作为一个秘密的地下党员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党组织决定由在上海文化界活动的夏衍同这个新党员单线联系。杨不参加党的小组活动，只通过夏衍与党组织联系。  注【王冶秋的文章《难忘的记忆》发表后，有几位作者也写了回忆杨度的文章。夏衍写了《杨度同志二三事》。载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杨度在大上海有许多朋友，包括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拿钱给杨度花，又给他提供一栋漂亮房子居住。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时代，共产党有杨度这么一个同三教九流有着广泛联系的人，是有用处的。杨在入党之前，变卖他在北京的房产，将全部所得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为新的信仰认真地工作。

　　杨度入党的事后来逐渐为外人所知，有的人说他的入党动机不纯，是投机。他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十分恼火，向夏衍推心置腹地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周恩来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想弄清楚杨度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否已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委托王冶秋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的词条，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写上。（《辞海》修订本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出版。）

　　周总理希望后人知道，杨度在中年时期虽然是个极端保守分子，顽固地拥护君主制度，但他最终看到了光明，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周恩来认为，杨度晚年做了一些好事，不应当把他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