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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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送孩子的外公去上海南站。在公交车上，我主动和他聊起来。印象中，我们之间的谈话一向很少的。
　　这趟由他先回老家收拾一下，那里长期没住人了；一周后，孩子的外婆、我妻子，带着两个小家伙再浩浩荡荡地回去度暑期。

　　我说：“家里的老房子卖了，太可惜了。像这样带着孩子回去住一阵子，又不需要干活，还是过去在村里的环境好啊。”

　　他说：“是啊！当初谁知道呢？”

　　孩子的外公话不多，这方面我是有很大责任的。他们卖了村里的宅基地、连土地一起卖了。据我妻子透露，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我。过去我嫌去村里的那段路太难走了，就不愿意去他们家。刚好，孩子的外公自己动手修那栋房子时折了腰，再也干不了地里的重活了。我妻子还有个妹妹，她也嫁到了武汉。两位老人琢磨着，还是搬到镇上方便些。当然，手头上也没多余的钱，只好就把村里的宅子卖了，在镇上买了套小平房。

　　“其实卖宅基地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兴许跟那户外乡人商量一下，还能再买回来。”我最近一直在动这个脑筋，就向他提议。

　　“那哪儿成！人家不会同意的。”孩子的外公憨厚地说。

　　“不成就打官司啊。再说，村干部总归是会帮着本村人的。”我说。

　　“当初是我们自己要卖的。再这样，恐怕不太好。”看来，乡村人自有他们的道德观念。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成为法治社会，但乡村的伦理道德也好歹维持着秩序。反而，像我这种所谓的城市人，动不动就搬出法律来保护自己，却忘了信用两个字的涵义。

　　“要不成，向村里问问，看有没有别的空出来的宅基地，我们再买一套。毕竟，你们的户口可还是在村里的。”我又自以为是地出着主意，紧跟着又补充说，“我是为了孩子们的童年。”

　　“现在基本上不可能会有人再卖地了。再说了，村里也在搞新农村。老房子都拆了，村里人都集中到了一起，房子之间的间距很小，而且到镇上的交通还是不方便。再也想不到从前那样好的环境了。”他说。

　　“哦，如果是这样，那也就没什么意思了。照这样说，那还不如我们现在上海住的这个环境，好歹还有个院子，能种点菜。”我说。

　　“那是。现在村里的土地全部集中起来搞规模种植，由于是城市近郊，还规定只能种蔬菜，不能种粮食。”他说。

　　“那不都是大棚了？农民自己也只能吃大棚菜了吗？他们还有自留菜地吗？”我问。

　　“没有了。”他说，过了一会儿，他主动说，“现在，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压电线太占地了，特别是我们那里。”

　　汽车晃晃悠悠地颠簸着，从嘉定去南站的车不走高速，停靠的站点极多。孩子的外公乘的这趟去荆门的列车居然需要二十四个小时，由于卧铺票近期突然涨价，从过去的三百元升至三百八十元。因此，孩子的外公坚决要求给他买了张座位票。当然，另外还有趟快车，只要十六个小时就到了。可惜到的时间太早，是凌晨一点钟。奇怪的是，那趟快车票价居然还便宜些，原来的卧铺只要二百一十元，但现在也涨到二百八十元了。又不是高铁，为什么都在涨价呢？真不知道，铁道部换了个部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刚听小李说买的是座位票，那么长时间，晚上坐着能睡得着吗？”我带点歉意说。

　　“睡得着，瞌睡来了，哪里都睡得着。”他满不在乎地说。看得出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替我们省钱。本来，他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带孩子，是给我们省了大钱了。要知道，在上海请个保姆没有二、三千块钱根本谈不拢，何况我们是两个孩子，一个保姆都不够的。但孩子的外公始终还是认为他们吃住都在这里，花我们的、用我们的，内心总是过不去。他曾经吵着要回荆门去做事，让孩子的外婆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妻子就慌了神，好说歹说让他明白，他在这里不是给我们增加负担，而是给我们减轻了很大压力。因为我自己的父母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都患有疾病，他们是不可能帮得了我们的。好在我还有个哥哥在家乡照顾他们，换作现在的独生子女，我们在上海打工都是不能安心的。

　　前几天，因为孩子们都要去外公外婆家过暑期了，我还蹉叹不已。因为我总是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我的家乡位于鄂东南长江边上的一个县城，往下游去几十里地就是我外公外婆家的那个村庄。我对童年的记忆应该是从七六年开始的，那时候我五岁，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随父母去汉口躲避地震的情形。一直到八零年，那是我童年的黄金岁月。每当暑假，我都是会去外婆家住的，那是个很美的村庄，处于鄱阳湖对岸的一块沙地，江中心还有一座沙洲。在我幼小的头脑中，那是和今天上海的崇明岛一样大的一座岛屿，虽然理智告诉我，他们完全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

　　我知道那几年，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治安一定是很好的。因为我有切身体会，我到外婆家是乘江上客轮，由于我还没到买票的身高，父亲跑供销常年在外地出差，母亲也还得干活贴补家用，所以，我经常是自己去乘船的。有一次，我在外婆家突然就想家了，当时一个人跑到江边，我看见同时有两艘船停靠在码头上，而且船头都是朝向上游的。我聪明地认为：靠在外面的船一定是先开的。结果，船开了，我发现轮船鸣着汽笛，劈波斩浪朝上游艰难地开了几十米，然后就在江面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转头朝下游开去。当即，我就明白我犯了个错误，开始大哭。马上就有热心人把我送往船员室，他们问明情况，一个劲安慰我，说没事的。从那时起，我就享受了船员待遇，我记得轮船上的米饭很香，而且我的一生从此都记得那股香味，也再没有吃过比轮船上更香的米饭。一直到后来我上大学，从汉口往返家乡之间还是依靠轮船的，每当船上开饭时节，我都会凑过去拼命吸鼻子，但那时我没钱，只能吃自带的泡面了。

　　三天后，那艘轮船返回上游，经过外婆家时把我送上了岸。亲人们都在岸上等着我，大概已经接到了通知。而在此之前，我的外公外婆、几个舅舅沿着每一寸河边、在村庄里所有的池塘里都用竹篙捞了个遍，一直到确认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最小的舅舅接到一个任务，由他负责把这个消息送达给我母亲。那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他连夜步行、走了整整一夜，当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她当场昏倒过去了。那年我五岁，我相信，得知毛主席去世时，我的亲人们不会受到这样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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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夏天，村里人家家户户都睡在门口的竹床上。旁边整夜燃着稻草驱蚊，老年人喜欢讲鬼故事，我假装闭上眼睛、却竖起耳朵来听，听到恐怖时毛骨悚然、浑身的寒毛都立了起来、后背上凉飕飕的。村子里如果死了人，亲属就会在晚上叫魂，据说在头七那天，死去的这个人会回来一次，挨个见一见生前熟识的人。我会躺在蚊帐里，看着夜风吹拂下翩翩飘动的纱帐、听着老鼠在地洞里簌簌的响声，第二天早上，我也许会骄傲地说，他（她）来过了，真的来过了。

　　孩子们可以自由地爬到任何一家人屋前、后院的桃树上、枣树上去摘下果子来吃，也少不了去西瓜地里、番茄地里狂吃一顿，那时还没多少农药污染，我们一般是在身上擦一擦就开吃了。从来没有哪个大人会存心把我们大骂一顿，或抓起来暴打一顿，那时候的农民还没那么功利。

　　江中的那座沙洲，是野鸟的天堂。有一次，二舅带着我走遍了那座岛，他带着气枪，像个军人一样瞄准，往往一枪一只，我们带回家五十多只斑鸠。很可惜啊，我那个二舅妈是个蹩脚的厨师。她把这堆斑鸠用水一锅煮了，清汤寡水的、没一点味道，要是红烧了吃，那多好。这给我也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路过二舅家，他们叫我吃饭我也不去。

　　岛上有很大一片芦苇丛，茫茫无际。有次我迷路了，走了整整半天都找不到出来的路，眼看天就要黑了，我尝试在脑海中搜索任何看天文辨别方向的知识，还是不管用。但最后我还是走出来了，就那么瞎走出来的。

　　去年春节，我又去了外婆家。外公外婆都已经九十岁了，都还健在，但外婆摔断了一条腿，只能依靠凳子挪动，她也很少出门了。他们都搬到了新农村，我大舅的大儿子现在是村支书。小时候我就很佩服他，因为他很小就有他父亲的风范，在河边承包了码头，自己打了几条大船，挖沙和运岭矿。初中的暑假，我见他当着几百个村民讲话，骂骂咧咧的，说谁要是不想干，他就把他的头拧下来。而那一年，我的性格变得愈加忧郁，整个暑假，我都独自在外婆家的后院里，那里有片竹林，有一棵虬曲苍劲的枣树，在外婆家那栋老宅的穿堂风下，我读完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关于那栋老宅留下了很多我童年的故事，譬如我躲在蚊帐里等待死去的朋友回来找我的情形。还有，我曾经还有个最小的舅舅，他童年时，看见房子里的屋顶上有一条巨大的蟒蛇，结果第二天他吓得发高烧，村里的巫婆说他是被蛇精偷了魂，给他烧了纸冲水喝下去，没过多久，我这位最小的舅舅就离开了人世。

　　最近几年，我已经很少去外公外婆家了。我曾经也想去寻找我童年的印记，但他们都搬到了江堤里面的新农村。堤外只留下土地还在种植，而那些老房子都成了残垣断壁。我已经彻底不认识我童年的那个故乡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我们都已经回不去了。我很替自己两个孩子的童年担忧，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留下纯净的乡土和自然，只有一些半老的人在意淫，他们带着红领巾，声情并茂地唱红歌，歌颂革命，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就不是通过暴力能得来的。